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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謂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決，雖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上意，亦復不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一人之慮。朕方選天下之才，為天下務。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庶幾於理也。
李世民也的確是一個大手筆的詩人，他的作品叫人怦然心動，心旌搖盪，那是他寫得最用心、最精彩、最得意的作品——“貞觀之治”。
武能定國，文能安邦。李世民因為讀史頗多，深諳其中玄機。中國的二十四史，其中八部在貞觀時期問世，並且唐太宗還親自給晉宣帝司馬懿、晉武帝司馬炎、王羲之等紀傳書寫評論。登基之後，他追思古代賢王，立刻啟用賢人，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其時呈現出一派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景象。在治理國家上，他注重“以民為本”，只幾年工夫，到了貞觀四年，“鬥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賚糧，取給道路焉。”到了貞觀十三年，高麗、新羅、西突厥、波斯等國，相次遣使朝貢。貞觀二十一年，吐火羅等“遠夷十九國遣使朝貢”。作為一代守成之君，唐太宗也積極地投身到了反映經濟社會發展的文化隊伍中來，以一支硃筆，工工整整地寫下了諸多詩歌，勾勒大唐風采。在《正日臨朝》中，他沉浸在百蠻歸附、萬國來朝的喜悅之中，“雖無舜禹跡，幸欣天地康”，在謙虛的背後，這該是怎樣的一種豪邁與自得？還有諸如《傷遼東陣亡》《帝京篇》《過舊宅》等篇，也正對應了唐太宗文治武功的崢嶸歲月與濟世安民的帝王胸襟。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帝王與大臣之間的君臣之道，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李世民執政期間，竭力縮小這種等級森嚴的鴻溝，君臣之間，坦誠相見，成為後人津津樂道的典範。早在他為天策上將時，便開設弘文館，“延四方文學之士”，特別是將原來政治上的反對派也請了進來，恩禮優待，討論文籍，有時談到半夜才睡。看到新進士魚貫而入，他喜不自禁，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再譬如魏徵，曾經是李建成的心腹幕僚，並且多次建議早點對李世民採取措施，先發制人，玄武門之變後，唐太宗不僅不罪，反加重用，位至宰相。這十八學士，如杜如晦、房玄齡、孔穎達、虞世南等人，在後來的文事武事上，都成為他重要的助手。沒有過人的胸襟，是撐不起二十三年的長治久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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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李世民：帝王弄翰墨（2）
團結文化精英，施行清明政治，事實上也大大減少了後世人們對於他“失愛於昆弟，失教於諸子”這些致命錯誤的口誅筆伐，更多的是托起了一個功大於過、有為有威的帝王形象。李世民的詩中，有許多是大宴群臣、獎掖大臣或是懷思故臣時所作，如《於太原召侍臣賜宴守歲》《賜房玄齡》等，君臣之間和諧相處、其樂融融的情狀，躍然紙上。以善諫聞名的魏徵病逝之後，唐太宗不勝悲傷，作有一首《望送魏徵葬》，送葬的隊伍愈行愈遠，昔日不惜犯顏直諫的股肱耿直之臣逝去，心中百感交集，“望望情何極，浪浪淚空泫。無復昔時人，芳春共誰遣？”他在宮中翹首踮望，扼腕良臣之死，為之潸然淚下，其情其景，感人至深。到了晚年，與李世民一起舉事的大臣，包括他最初的政敵，也成為同朝君臣，最後大都安享晚年。而明太祖朱元璋一旦坐穩龍床，便大開殺戒，開國功臣幾乎斬殺殆盡。兩人胸襟，不可同日而語。
帝王也是個體的人，李世民更是個性情中人。他興趣廣泛，“萬機之暇，遊息藝文”，尤喜讀書，手不釋卷。閒暇之餘，興之所至，一座小山，一樹煙柳，一把琵琶，他也會捉筆寫來，絲毫不掩飾作為一個凡夫俗子的點滴得失之情。大殿之上，燭光搖曳，他便《詠燭》了：“焰聽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鎮下千行淚，非是為思人。”面對一叢殘菊，他也隨手拈來：“細葉凋輕翠，圓花飛碎黃。還持今歲色，復結後年芳。”再有，看到桃花盛開，見之心喜，便也隨手賦詩：“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香。”一場細雨，掃卻灰塵，滋潤莊禾，他撫掌大悅：“對此欣登歲，披襟弄五絃。”這哪裡像一個君臨天下的帝王？分明是一個性情豁達、把酒臨風的文人墨客。
唐太宗李世民的詩，不管水平如何，但是他一帶頭，一提倡，一鼓勵，詩歌似乎立即又上升到了“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這種巨大的轟動效應，恐怕是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整個唐朝，無論興衰成敗，都瀰漫著濃郁的人文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