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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晟是我從小看大的。六三年母親逝世，他才回到我大哥身邊。*的衝擊，使他早熟。但畢竟年齡小，肩膀還嫩，這麼早挑起人生的重擔，也真難為他了。可他自己並不兒女情長，也許從小在奶奶身邊長大，在父親身邊讀書，沒有享受到家庭的溫馨和親情，養成了‘隨遇而安’ 的品格。
他和我們過了個東北式的春節，沒有醇香的米酒，有的是兇烈的高梁燒；沒有粽子、湯圓，吃的是餃子。當然也放了鞭泡，魯華還到十字路口，給先人們燒了紙，兩個世界過的是同一個春節吧？！
方晟掙的是二級力工的工資，每月元，把補助、加班費加在一起，收入竟和我相彷。他發薪的第一個月，就拿出二十塊交給我，魯華忙還給他；“小小年紀幹這種粗活，掙幾個錢不容易，哪能收孩子的錢。”
方晟還挺滿足這份工作的，基本上也能適應。我找過他們的班長，託他給予照顧，這班長說：“這孩子厚道，錯不了，你放心吧。”
這個春節，白酒喝的最多，大都是在礦上喝的。‘破五’上班以後，幾乎還是天天喝酒，到了元宵節喝的正盛。我多半是陪客。有時一天有兩局，像趕場似的，喝得整日裡暈暈乎乎的，酒量是有長進，腦袋卻空虛了不少。
節間領著方晟，攜帶禮品去拜了幾家，特別是林森、仲茂、*和任傑。人情一時還不清，後謝有期。
二月二，俗稱龍抬頭的日子，也是我結婚紀念日。一晃三週年了，方方都兩歲多了，偶爾發現自己早生華髮，已白了少年頭，不免生出幾分感嘆。本是庸碌草木人，莫問前程何許焉。
到安山礦醫院一年多了，業務上不可能有什麼長進。接觸到基層，尤其是底層礦工的生活，使我嚐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人怎麼活著？比比那些下井的採煤工，一切都心滿意足了。想想戰鬥在地球深處的人們，我還有什麼不平衡呢？
（33一186）
派性鬥爭，在這個礦級醫院裡，一樣的激烈，不過從明爭轉入暗鬥罷了。運動初期我在總院就是個逍遙派，因而沒有涉及新的人事關係。對兩派的同事我都一視同仁，不偏不倚，只是在言行上分外注意一些而已。我不想捲入人事鬥爭，但生活不是真空，有時也身不由已。
我總有些放心不下方晟，有時下班不回家，先到豎井去看看他。也許社會的磨練，會使他更快的成熟，見到他幼稚的面孔，見到他那還是孩子般的表情，我不免有些惻然。幸好，他自己感覺比較樸素，沒有想入非非，腳踏實地的幹活、掙錢，養活自己。在這個社會中，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就算難能可貴了。沒過多久，窩窩頭、高梁米他都吃的挺香，正值青春發育期，勞動強度大，粗糧又多，吃不飽難以為繼啊，不過他並不嬌性，從不挑食，在目前的社會里，老實是否好，還值得推敲。但有一條必須牢記，腳踏實地。
又到了北國春暖花開時，北疆煤城的春天具有城鄉的特色；高大的煙囪不再黑煙滾滾，天藍了許多。大地不再是凍冰殘雪，大地已泛出了新綠。礦工大都來自農村，本來就是農民。他們最珍愛土地，不但在冒頂塌陷區蓋起了自建房，還在房前屋後，種上了果樹、蔬菜；青椒、茄子、土豆、豆角、大蔥、韭菜、蕃茄、黃瓜一應俱全。馬機架、矸子山和綠色的莊稼，開花的果樹，相映成趣，構成了工礦特有的韻味和風貌。
我覺得挺奇怪，醫院的一把手張書記找我談心，問我工作怎麼樣，有啥困難，對醫院的鬥批改有什麼建議？這可是平生破天荒的第一次禮遇。在受寵若驚之餘，又生出幾分困惑；難道我這個可教育好的子女，成了可以依靠重用的物件？接下去的談話，簡直是張書記和我套近乎了；“你是浙江人吧，我是安徽的，咱倆的老家離不遠。”最後還說了實質性的問題，提到了去年南方之行，還提到了那個處理精神病人的事。竟把能住院治療的功勞，錯記到我的頭上。我沒有辯白，只是含糊其詞的虛應著。
過不了幾天，謎底接開了，先是*，後是任傑，再是仲茂，終於為我理出了一個頭緒：醫院在煤礦裡；雖說是輔助部門，但涉及醫療保健以及勞保、工傷，出勤率，也算個要害單位。
礦黨委對醫療大權一向是很重視的，在常委兩派當中，都想在醫院找一個代言人，一個掌權的人。醫院的人在黨委找靠山，黨委的人在醫院找代理，以求得權力的統一。這條有形無形的暗線，最終要落實到醫院掌權人的身上。王庸顯然不符合這個條件，於是黨委中的'紅工派'就推出了蔡若冰，已送往哈爾濱深造。黨委中的'總聯派'也急不可耐，一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