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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出朱長江死亡的真像。”閻年遞給我一支菸,“我知道你是個逍遙派,事實上你已經是我們紅工派的人了。你明白你該怎麼做。”我有幾分惶恐;“那我該咋辦?”“你先不要回鶴嶺,到外面躲一陣,過了這個風頭再回來。”我正懊惱自己捲入了派性鬥爭的風頭浪口,但又身不由已。閻年說:“我看你這個大夫還不錯,所以放你一馬。但恐怕有人要追究你的責任。我看你趕緊走吧,晚了就可能走不掉了。”我嚇出一身冷汗,不及多想,就拿著簡單的行裝出了招待所。
閻年送我到火車站,握了握我的手:“家裡還有啥事嗎?”我搖搖頭。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車。離開了是非之地,仍然感到心頭沉甸甸的
我不知道讓我躲一陣,是閻年的好意,還是派性鬥爭的需要?不過我認為,閻年絕沒有惡意。但這亡命的日子並不好過啊,我不知該向何處去?當然只有回南方,但家鄉已沒有當年的吸引力了,倒不是說我已沒有了家。家鄉留給我太多痛苦的回憶,天下之大,竟沒有我的棲身之地,我有些茫然。
兜裡還有三百元公款,足可以在外面渡個一月半載的,但心裡總不踏實,到北京是臨時決定的。我下意識的想到*的中心北京看看,其時正有一列哈爾濱開往北京的快車,想不到,僅僅相隔了一年半我又來到了祖國的心臟。出了北京站,我在站前的郵局打了個長途電話,是打到魯華家的,電話響了半天沒人接,也許家裡沒人,也許是電話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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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街頭遊逛了一天,天安門還是那麼雄偉,到處是戴著紅袖標的紅衛兵和造反派。首都失去了往日的有序和寧靜,而變的動盪不安了,好像心臟出現了心律不齊——奔馬律似的。
晚八點我惴惴不安的敲開了東方表姐家的門,她見到我,頗感意外,劈頭就問:“你還好吧?你大哥、二哥也好吧?”忽然一陣心酸湧上心頭,我撲倒在表姐的懷裡,竟然抽泣起來。男兒有淚不輕彈,我竟會如此的脆弱!我沒有說來京的實情,只說:“我媽走了。”“我知道,六三年五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二歲。大姨走了,她的英靈還在,她永遠活在我們心裡。”背後傳來一聲:“舅舅。”“竺峰。”幾年不見,竺峰已長大成大小夥了。
進了屋,表姐下了廚房。我因為沒帶全國糧票,一天也沒正經吃飯,早已飢腸轆轆了。表姐給我端來滿滿一碗麵條,還有兩個氽水雞蛋。我狼吞虎嚥的三口兩口就吃完了,表姐笑著說:“慢點吃,鍋裡還有面條呢。”我忽然感覺少了一個人;“阿婆呢?”表姐神色黯然的說:“被街道紅衛兵遣送回鄉了,現在也不知死活呢。”“老家那邊怎麼樣?”“全國都一樣,武鬥。聽說浙江有天派、地派,農民都進城鬧革命了。”竺峰說:“北京也武鬥,正在抓‘五一六’份子呢。”“五一六?”“‘五一六’已定為反動組織,大部分骨幹是高幹子弟,聽說武鬥就是他們挑起的。”表姐用眼神止住他;“不要亂說,小道訊息,聽不得,要惹禍的。”又衝我說:“昊弟,北京目前也挺亂的,在外面說話要注意,儘量少說。”她忽然問我:“你來北京?”我沒有如盤托出:“送一個病人到哈爾濱,順便來看看你們。我姐夫還在寶泉農場嗎?”表姐的情緒一下降到了冰點,“前一陣,聽說病了,捎信讓我去,單位忙,又不給假。”
我把六一年北歸時巧遇丁玲的情景描述了一遍,表姐不無感嘆地說:“她是最早去延安的女作家,很受老人家器重,不知因為什麼,解放後一路走低,從批判‘一本書主義’,直到被流放到北大荒勞改。”“有機會我會去寶泉農場看看的。”表姐否然說:“不要去,會引火燒身的。”“我寄給你的那本‘紀念母親’呢?”“*一開始,清理四舊,就燒掉了。”“燒了就好。”我沒有提及我被抄家的事,這一宿表姐和我嘮到半夜,從她的口中,我獲悉不少鮮為人知的關於我家的故事
我總有一種亡命天涯,孤雁野鶴的情懷。母親逝世之後,故鄉的家已不復存在,對家鄉的懷念也逐漸淡漠。
我漫步在首都街頭;北海公園、景山公園、故宮都不開放,唯一開放的只有頤和園。這個昔日的皇家花園,已改名人民公園。公園裡遊人不多,已是蕭殺的深秋,一切都衰敗了。只有醒目的革命標語、毛主席語錄,為之增色。‘佛香閣’ 改成了“向陽閣”,‘排雲殿’ 陳列有‘清算劉鄧展覽館’ 和‘毛主席詩詞展覽室’。‘長廊’ 面目全非,封建內容的雕飾已被革命宣傳畫替代。
禮拜天,竺峰陪我參觀了‘紅衛兵革命造反戰績展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