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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水鄉，怕是早已叮滿了雙腿，拍還拍不過來呢。南北到底不同，也可能是水溫的緣故吧，沒等天黑，通知返航。像一群潰兵似的趕到了望江屯，正見一艘大客輪，鳴笛待航。大家爭先恐後的登上了船。倚著欄杆，興奮不已。有人起了個頭，高聲合唱起：“伏爾加河……”在南方我也遇到過發大水，也參加過防汛抗洪，但從沒這麼兇險，整整十個日日夜夜，令我刻骨銘心。
學校放了兩天假，還多發了五元助學金，作為補助。有幾個男生沒返校，其中有班幹賈岱正。鏟地防汛他都沒參加。我還有一個疑問，怎麼沒有女生參加？在南方男女可是同工同酬的。記得在婺州二中唸書時，女生比男生還能幹呢，一點也不讓鬚眉。我的腦際突然又閃過女大夫的影子，不知她是怎麼回事，現在何方？
（四—24）
一九六○年的秋季，分外蕭殺，由於水澇，減產減收。搶購來的秋菜，比去年的少了一半。白菜不滿心，蘿蔔有蟲蛀，土豆又癟又小，大地一封凍，災難就降臨了。
先是號召“節糧”——支援災區，以後乾脆硬性規定，從每人每天一斤降至八兩，又減至六兩。對於正在生長發育期的青年，無疑是釜底抽薪，雪上加霜。菜餚幾乎沒有油腥，清湯寡葉的，以前碗口大的二兩饅頭只有雞蛋大小，兩口就吞吐進了肚。稀粥粒米可數，水拉巴叉的，一泡尿就沒了。餓的頭昏眼花的同學們，整天聽著肚子咕咕叫，沒了學習興趣。課堂裡死氣沉沉的，老師有氣無力地講，學生叭在課桌上似聽非聽，有的乾脆曠課躺在宿舍裡，教務處也沒辦法。僅管政治思想工作擺上了日程，刁澤甫書記不斷召開黨團員和積極分子會議，講大好形勢，講反修防修，講共渡難關。我對困難是暫時的，深信不疑，無奈肚子不爭氣。文鵑回了一趟農場，帶回來的訊息令人吃驚，聽說關內已開始吃樹皮、觀音土，還餓死了人。從魯豫冀湧來了大批災民，出現了搶糧風潮，農場正難以招架呢。我不禁問：“北大荒不是糧倉嘛？”文鵑說話也沒了底氣：“都運走了，連農場職工都自身難保了。”“這麼說，我們還有活命糧維繫呢，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菜窖風波驟起，終於東窗事發，偷菜成了公開的秘密。餓急的同學，乾脆就搶了。高煤海的枕頭裡裝滿了土豆，在爐子裡邊烤邊吃，有時還分給我一個半個的，從不慫恿我去菜窖。他也知道我口風嚴，不會把這種事情捅出去。但終究紙包不住火，這烤土豆的香味被人聞到，偷偷的告了密，保衛科來了兩個人，把剩下的土豆全抄走了。氣得高煤海直罵娘，菜窖裡的幾個農民工也被辭退了。剩下不多的蔬菜也被轉移到有人看守的醫院大菜窖去。因為偷過菜的同學太多，罰難責眾，學校只好在大會上打打雷，終至不了了之了。
飢餓比瘟疫還蔓延的迅速。學校根據上級指示，向大自然要糧，開始“小秋收”運動。半日課，半日放假。已是冰天雪地的天氣，我們三、五一群，自由組合，全副冬裝在田野上游蕩。積雪已有一尺多厚，茫茫雪地哪還有糧可撿？扒開被雪覆蓋的秫杆，早已顆粒無剩。聽說，頭些年，由於廣種薄收，“拾荒”的收入十分可觀，足夠一年的口糧，可遇上這災年，不知被拾荒者篩了多少遍，早已無糧可撿了。
那天，我和高煤海跑出十幾里路，到了一個偏僻的靠山屯，實在餓的走不動了，就坐在穀草堆裡取暖小憩。意外的望見院子裡掛著好幾串“苞米”。我倆定定的瞅了半響，關著門始終沒有動靜，我聽高煤海嚥了幾口口水，在喉嚨裡咕嘟了幾聲，大著膽，向院子挪去。手剛勾到苞米，一條大狗猛的竄出來，咬住了高煤海的褲管。真是“咬人的狗不叫”，我嚇壞了，大聲呼救。門一開，出來一位蓬頭垢面的老大嫂，她喝住了狗，警惕的瞪著我倆：“幹啥的？”高煤海鎮靜的說：“討口水喝。”大嫂剜了他一眼：“還不說實話，俺家的狗是不咬好人的。”高煤海解開棉襖，“真的什麼也沒拿。”“那也沒安好心，要不，狗怎麼咬你。”大嫂一副不依不饒的樣子：“年輕輕的，怎麼也不學好？”我慚愧著無地自容，高煤海仍沉著氣說，“我倆像小偷嘛？”大嫂瞅了我們一會，終於說，“那進屋吧。”屋裡黑乎乎的，除了一鋪炕，兩隻木頭箱子，什麼也沒有。大嫂遞給我們一個葫蘆水瓢，掀開鍋蓋，“喝吧。”我倆各喝了一瓢混湯似的刷鍋水，說了聲：“謝謝！”扭頭想走。大嫂眨吧眨吧眼問：“你們是學生？”我點點頭。她有些憐然的樣子：“頭幾天，也來過一撥，還是女的，有個就昏倒在俺們的院子裡，真可憐。”說著，她掀開炕上的被，從中掏摸什麼。從蠕動的破棉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