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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帶，緊緊肚子，有一次竟暈倒了。不知哪位好心的護士告訴了高主任，高主任指示護士長：“遇到這種情況，你給他報誤餐費，吃手術飯。”我知道；這對不是本院醫護人員是破例的，不好意思去吃，是好心的師姐、師兄們，給我帶回來的。常常是滿滿的一飯盒，我吃一半，留一半做晚餐，為此我還買了一個大號的飯盒。這個暑假真沒虛度，不但充實了知識，還填飽了肚子。我由衷的感到，師長和醫護老師對我的恩情，人間自有真情在。
（36）
開學不久，還沒上課。全校師生一起參加秋收勞動，確切的說是搶購秋菜。各單位都大顯神通，先下手為強。學校開了動員會，講清了嚴峻形勢，要求打上行李揹包下鄉。
我們班到了西郊的“三合屯”，這幾年，農村的家底都折騰空了，農民家裡幾乎一無所有。我們住進了老鄉閒置的草房，自己燒炕，自己炊事。炕也燒不熱，一燒直嗆人，滿屋煙氣瀰漫。吃的是學校帶來的苞米麵，好的有蔬菜，熬成稠糊糊的菜粥，倒也能填飽肚子。
本地同學，更是大開吃戒，大嚼蘿蔔、大蔥，還有白菜心。我對生吃還不太適應，一吃就拉肚，沒那個口福。秋風似剪，吹得臉蛋熱辣辣的，雙手皸裂了許多口子，像糙樹皮似的。臨下鄉前，我買了三副線手套，都用破了。和以往下鄉勞動不同，一是天氣奇冷，二是人心渙散，因而像一盤散沙似的漫無頭緒。帶隊的是唐程老師，他雖然以身作則，帶頭幹，但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本市的學生大多藉故請了假，生產隊也利用我們這些免費勞動力，掰苞米，割豆子，以此作為交換條件，賣給蔬菜。
東北的民俗真是粗獷，買賣秋菜並不過秤，而是買賣雙方到地頭實地勘查，就地論質定價。估算出一壠多少斤，共多少壠，就算出了總數。爾後由買方自行收取，虧盈多少不計，這和南方真是天壤之別。
一干就是二十天，直到大地封凍，下了大雪，秋菜收完，我們才返校。我的雙手裂了，耳朵凍了，球鞋破了、褲子豁了，磨壞了三副手套，還養肥了一身蝨子，可謂“收穫不少”。回校又洗又涮，學校還給每人發了“滅蝨靈”，但一時難以根治。同學們互相調侃，戲謔的說：“今年冬天，可有肉打牙祭了。”我一想到蝨子，渾身刺癢。時間一長，倒也“和平共處”，不在乎了。
休整幾天後，就開課了。這最後一學年，所有的臨床課都在趕進度，因為明春，就要去醫院實習了。從上面吹來了一股政治風，強調了“千萬不要忘記了階級鬥爭。”學校也增加了“政治學習”時間。開展了“插紅旗，拔白旗”運動。
一聽運動，我就想起了五七年夏天的那場反右鬥爭，不由得焦慮重重。刁澤甫每週做一次政治學習輔導報告，他那陰鷙的臉繃的更緊了，好像學生都是“階級敵人”似的。他分析了階級鬥爭新動向在學校的反映，提到了；“有的同學‘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就是典型的白旗，必須拔掉”。我聯絡自已，不免有幾分忐忑。文鵑找我談話，要我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向組織交心，爭取在運動中入團。我心裡想：“不成為‘白旗典型’捱整，就不錯了，還奢望加入什麼組織呢。”
我的擔心不是多餘的。高煤海就透露過，在黨團員骨幹會議上，刁澤甫就點過我的名。因為我在同學中尚有一定威信和人緣，又沒啥劣跡，才沒拿我開刀。
文鵑還問我：“你怎麼得罪刁澤甫了？”我回答：“我怎麼能得罪他？是他看我不順眼罷了。”事後我想起了；在一個週六的晚上，我從團委辦公室走過，看見一男一女摟在一起，莫非是他？其實我根本沒看清是誰，是他自己心虛了。這些我沒敢對文鵑講，心裡卻多了幾分警惕。
拔白旗一陣風，雷聲大，雨點小，走了過場。刁澤甫鏗鏘的話語卻深深的留在我的耳旁：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毛主席教導我們：“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37）
一個以火紅年代為背景，描寫中學生勤工儉學的電影劇本，終於完成了初稿。我到圖書館借了不少關於電影的書，參照長春電影製片廠‘電影文學’雜誌，開始摸著石頭過河，起早貪黑的修改電影劇本。
冬日的教室裡，只有我一個人的身影，為了掩蓋，我故意放了一本政治書。同學們都以為我在加強政治學習呢。但還是被文鵑看出了破綻，一再追問：“寫啥呢？”我不想告訴她，搪塞說：“寫*。”文鵑斜了我一眼，“你又沒參加長征，寫什麼*。扯淡！”我不以為然笑著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