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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長雷晉州現已離休在鄭州,回憶起那段生活,老人說:
“提起大別山,先想到一個字——餓。大米那東西呀真不叫糧食,三碗飯吃下去,兩個屁一放,肚子就空了;接著百爪搔心,眼睛發藍,從嗓子眼兒往外伸小手。幾天下來,一個營的北方大漢都變成了‘南蠻子’,小臉兒蠟黃蠟黃……這還是有吃的時候。
“開始有吃的也不會吃,一袋子稻穀倒進大鍋,怎麼煮也煮不爛。行軍打仗不能耽擱,管它熟不熟爛不爛,連殼帶米吃下去算了。可你算了它不算,走到路上折騰你,讓你肚疼拉稀。不管白天夜晚行軍,那隊伍可就熱鬧了,到處‘噼噼撲撲’,屁股門兒像關不住的水龍頭,走幾步躥一泡。好漢架不住三泡稀,那隊伍沒法兒帶了,一天一夜走不了幾里路。別說人架不住這個,從北方帶來馱炮的大騾子吃了這種帶殼稻穀也絞腸拉肚,一匹接一匹地死掉了。
“不管怎麼說、這還是有吃的,更多的時候是餓肚子。大別山的老百姓看見隊伍就跑,我們揹著鋼洋買不到糧食。窮苦人家自己都揭不開鍋。我們就打土豪,看哪家房子大、圍牆高就打哪家。有一次,在地主家翻到糧垛,還沒等我們動手,地主家的閨女拎起馬桶,嘩地一聲把糞便潑在糧食上……
“糧食都吃不上,油和鹽就更不用說了。缺油少鹽,不少戰士得了夜盲症,一路走一路跌跟頭,摔得鼻青臉腫。有一個連隊打土豪,翻出一桶桐油,以為這下開葷了,結果全連中毒,集體上吐下瀉。再加上初到南方,水土不服,病號越來越多,又沒後方安置,部隊別說打仗,行軍都很困難。”
談起行軍之難,離休在南京的原昆明軍區副政委、當年的第3縱隊第8旅副旅長史景班說:
“在晉冀魯豫大平原作戰,汽車、大炮、馬車浩浩蕩蕩,並著排地開。到了大別山,進山是羊腸小道,出山走田埂小路,車炮全扔掉了還解決不了行軍問題。南方的秋天雨不停,田埂上像抹了油,一步三滑,三步一跤,連跌跤的姿式都‘正規化’了,全都是趾溜一下,兩腿劈開,騎在田埂上。這叫‘騎馬跤’。許多人的屁股腫了。
“行軍問路,老鄉說10裡地,部隊走了一夜也沒走到。再打聽,原來那是直線距離,山道彎彎,上坡下崗、實際40裡都不止。地圖上標著一個村子,定在那裡宿營,到了一看,只有三兩戶人家,別說一支大部隊,一個班也住不下。南方的山區就是這樣,三家一個村,五家一個疃,除了集鎮,難得有北方那樣大的村莊。部隊累了一天,晚上只好露宿在野地裡,不論颳風下雨。
“最要命的是南方的毒蛇,藏在路邊草叢樹棵裡看不見,不知什麼時候哧稜一下子躥起,一口就能致人死地,叫人整天提心吊膽。
“從北方帶來的布鞋經不住水泡,沒幾天就穿幫兒爛透了,只好穿草鞋。北方人沒穿過草鞋,腳上磨得又是膿又是血,晚上睡覺粘在一起,脫都脫不下來,硬拽,草鞋就變成了‘皮鞋’,撕下一層血哧呼啦的皮肉。
“有一次,我們為牽制敵人連續18天急行軍,就是這麼泥裡水裡血裡走出來的。整整18大啊!能夠跟上隊伍、不開小差的人,就是了不起的英雄!”
史景班老人講到這裡,眼睛溼潤了。
大米。小路。草鞋。一部艱苦卓絕的悲壯史詩。
部隊如此,機關也不例外。有一天野司斷糧,到下午3點了,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李達的午飯還沒有著落。警衛員狠狠心,從衣兜裡掏出五顆珍藏的北方小棗,獻給首長們。劉、鄧、張、李四個人七隻眼瞪著五顆小棗,推來讓去,最後平分,每人一顆權作午餐,剩下一顆非讓警衛員吃了不可。警衛員拗不過,當著首長的面把棗含在嘴裡,出門又吐到手中,用衣袖擦乾放進口袋。那是他過黃河時,未婚妻送他的,是個念物。
行軍走路跌跤子也上下一律平等。一天夜行軍,劉伯承騎在馬上,警衛員走著走著聽到一聲響,回頭看,嚇壞了——劉伯承和馬都不見了。趕緊摸黑跑下山溝,邊哭邊喊,只見馬摔壞了,劉伯承卻坐在厚厚的腐葉枯枝上,沒傷著筋骨,還笑著安慰警衛員:“不慌,不慌。莫得事情嘛。你要是有紅棗,我還能吃幾顆哩。”後來沒有馬騎了,劉伯承照樣摔了不少“騎馬跤”。50多歲的人了,誰看見都心疼。
南方蚊子多,部隊沒有蚊帳,不少人打擺子,發高燒,又沒有藥治,就那麼硬挺著,聽任疾病的折磨。第1縱隊第1旅第2團3營9連連長王崇樂是豫北清豐縣人,跟著部隊過黃河進大別山,後來又渡長江一直進入西藏,走完了劉鄧大軍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