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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拉屎，你們想，那成什麼體統，豈有一國元首，會像我那樣的？”吳又說：“我這個人最抑制不住自己的性情，當了國民政府主席，就要經常接見外國的外交使節。我看到有些亞非國家的公使、大使，穿著他們本國的服裝，像演戲一樣，會禁不住笑出來的，那樣不免有失國體。所以這差使最好讓更適宜的人去當。”
金嶽霖會忘記自己的姓名。有一次他打電話給陶孟和，陶的服務員問“您哪兒”。金忘了，答不出來，說不管它，請陶先生說話就行了。可是服務員說不行。金請求兩三次，還是不行。只好求教於他的人力車伕王喜，王說：“我不知道。”金說：“你有沒有聽見人說過？”王喜說：“只聽見人家叫金博士。”一個“金”字提醒了金嶽霖。
我苦哉，我苦哉
魯迅去世的電報到達八道灣後，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條，通知“魯迅的母親”。老太太悲痛至極，只能說：“老二，以後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說：“我苦哉，我苦哉……”老太太很不滿意兒子的不能任事，她後來對俞藻說：“老二實在不會說話，在這種場合，他應該說，大哥不幸去世，今後家裡一切事，理應由我承擔，請母親放心。這樣說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責任。”老太太說：“難道他說苦哉苦哉，就能擺脫他養活我的責任嗎？”
1937年秋，日寇逼近太原，閻錫山率部退到臨汾。他和第二戰區的行營政治處住在同一個小村裡。有一天他要去找政治處的秘書主任劉岱峰，當時有決死十總隊的隊長武玉山跑過來報告工作，說他在部隊中建立起軍隊不許擾害老百姓，軍官不許打罵士兵等等新辦法。在一旁的董天知（共產黨員）插話說：“好，這是八路軍的辦法。”閻錫山聽了說：“什麼八路軍的，一切辦法都是造化的，誰用就是誰的。”
在延安，張景秋擔任了一個小組長的職務，終日忙忙碌碌，笑逐顏開。有一次，王實味一本正經地對張景秋說：“張景秋，我看見你，就想起魯迅說的笑嘻嘻的臉。”張非常氣憤，又覺得王的挖苦莫名其妙，他後來寫了一首詩《笑》貼在自己的炕頭：我從只能哭的地方來，現在要放聲笑了！這笑聲有人不喜歡，明天我還是要笑，笑得更好。
高長虹很重視培養文學人才。他曾發現了曾克，除寫文章褒獎外，還要去看看曾克。當時曾在私立重慶復旦中學教書，他去了，把一張紙條交給校工，自己在門口等，曾克來到校門口，大聲喊：“哪位是高老師？”他不答應，卻拿出一張報紙交給曾克，正是刊登他寫曾克文章的報紙，報頭上寫著幾個醒目的字：“我約你談一談，如允，就出去走走。”
潘梓年善忘。一次在重慶的某簽名場合上，他恍惚起來了，記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旁邊的人說他姓潘。可是，他還是想不起來，並且問“阿里個潘呀？”
抗戰期間，朱家驊等人決定向蔣介石獻九鼎，銘文由劉起訏起草，顧頡剛定稿：“於維總裁，允文允武，親仁善鄰，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載欣載舞，獻茲九鼎，寶於萬古。”蔣介石知道後，大罵朱家驊：“這是無恥！”“太胡塗，是侮辱我！”“這種作法，不僅給我侮辱，也給黨侮辱，怎樣對得起總理在天之靈？”
什麼今天要槍斃我
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東政府，抗戰勝利後被捕，在獄中，他終日唸佛，了無嗔意，被提出槍斃時，還從容得很。檢察官問他有沒有遺言要留，他說：“我很奇怪，當初不是要我組織冀東政府的？為什麼今天要槍斃我？”
1946年，政協會議召開前夕，蔣介石對章伯鈞、羅隆基放話說：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要當什麼部長都行！章伯鈞說：“就是給我幹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我也不幹！”羅隆基則說：“我要當就要當外交部長，我能講一口呱呱叫的英語，保證能當一個呱呱叫的外交部長！”
張愛玲說：“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
20世紀50年代，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沈從文對人說，“啊呀！真了不起呀！那麼大的一個東西搞上了天……嗯，嗯，說老實話，為這喜事，我都想入個黨做個紀念。”
殷海光臨死前，徐復觀去看望他，他對徐承認自己以前的某些說法不對。他對徐復觀這樣說：“相識二十多年來，先生常為海光提到時厭惡的人物之一，但亦為海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徐復觀則認為，二十年來，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煩，多半與殷海光有關。得到殷海光死訊時，徐曾繞室彷徨地自言自語：“今後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