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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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珍一度佔上風，唐多次電催趙世銘第五旅反攻。趙世銘回電說：“世銘一生部下，兩次師生，雖肝腦塗地，都不足以報知遇之恩。無如風雨連綿，道路泥濘，寸步維艱，奈何。”趙曾歌頌唐繼堯說：“唐會澤之心思，嶽鄂王之心思也；唐會澤之事業，嶽鄂王之事業也。”

陳延年被楊虎手下的特務抓捕後，真實身份沒有暴露。他託汪孟鄒設法營救。汪找胡適，胡適說：“獨秀之子，我一定營救他，你回上海等訊息。”胡請蔣介石的大紅人吳稚暉出面說情，如此陳延年將不至於有生命危險。吳當著胡適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陳沒有用了，小陳可怕，太可怕，勝過其父十倍。捉到小陳，天下從此可以太平了。”吳隨即給楊虎發去賀電：“今日聞尊處捕獲陳獨秀之子延年”，“陳延年之恃智肆惡，過於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賀之至”。陳延年因此被劊子手亂刀砍死。汪得此噩耗，如五雷轟頂，痛心疾首，一直到後來，只要一提起陳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著大腿說：“說不得，說不得！”

1928年，張靜江任浙江主席後，住湖濱“來音小築”。一天張和他的姻親周覺言語衝突，相互拍案大罵，說：“大家都是閶門（蘇州）街上嫖客出身，彼此彼此，不要神氣活現。你有什麼本領，還不是亮見亮！”

塘沽協定後，黃郛以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名義在懷仁堂設宴招待各方頭面人物，席間黃郛得意之餘，大談其秦檜，說：“人們都說秦檜不好，其實如果沒有秦檜的議和，南宋就不一定還有一百六十年的天下。”

見汪主和，見馮言戰，見蔣和戰皆好

陶希聖為人陰沉，善於察言觀色。人們將其歸入無行文人之列，他“見汪主和，見馮言戰，見蔣委員長和戰皆好。遇國罵共，遇共罵國，遇法西斯國共都罵。”

1932年初，有一個黃埔軍校第六期的學生楊周熙（時在軍政部辦的交通研究所當隊長）寫了一本書，書名是《三民主義之法西斯化》，送給蔣介石看。蔣交康澤審查，並考核作者。康澤把楊找來，問他為什麼要寫這樣一本書。楊直截了當地說，“我聽說現在有一個運動，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趕快寫這本書出來，不然，就會落伍啦！”康澤向蔣介石呈復，說楊投機。蔣把書名中的“法西斯化”改為“復興運動”，內容照舊。

1932年，張元濟的兒子張樹年自美國留學歸國，想進商務印書館，張反對，稱：“我歷來主張高階職員的子弟不準進公司，我應以身作則，言行一致。”

1932年夏，劉湘在渝召集二十一軍管區教育會議，由劉主持，致詞大要為“我統一四海後，先要發展土產，如榮昌燒酒房的泥金茶壺，隆昌的白豬兒；須不依靠科學亦能致富，閉關亦能自守。”何魯時為重慶大學理學院長，起立發言說：“國家富強必須依靠科學。如不依靠科學，請問督辦今天為何要穿西裝呢？”劉登時面紅耳赤，隨即退席。

戴季陶做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唯才是舉，給人以“天下人才盡入彀中”之感。有一次，因一已達分數線的學生沒有被錄取，戴在國民會議上要求從嚴處分自己，蔣介石無奈只有罰扣其薪金三個月。

1934年，由熊式輝和楊永泰提議，蔣介石在南昌發起以“恢復中國固有道德”求得“民族復興”的“新生活運動”。宣揚“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以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時人有嘲諷此事者，撰對聯為：上聯：一二三四五六七（意“忘八”）；下聯：忠孝仁愛禮義廉（意“無恥”）。

汪精衛投靠日本後，召集各方勢力會談，以期儘快建立政權。王克敏和梁鴻志都對日本方面負有藉著擴大華北特殊職權問題故意延宕汪偽政權建成的使命，王在每次會談如涉及國旗、汪黨流入華北、在華北建立政治分會和隴海鐵路的管轄權等等問題時，都與汪爭得面紅耳赤。他還譏諷汪說：“你應當向我請教。跟日本人處事，應虛與委蛇。日本人難纏，你同他條件談得再好，他到一定時期，也能翻臉不認賬。”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說：“我們60多歲人，做漢奸沒幾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因此極端痛恨王克敏。

成舍我在重慶辦世界日報，對社內一切措施，實行高度的壓迫和剝削。以艱苦抗戰作口實對職工採取低薪制，任意增加工作時間，嚴定處罰辦法。甚至規定職工伙食只許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職工因工作勞累，營養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終不許。1945年4月1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訊息在當日中午傳到重慶，報社職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