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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這一番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的人譏評，而梁漱溟卻回答他的朋友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
葉淺予自學成才，對學院派言論敏感。他與徐悲鴻初次見面，徐無意中給他留下狂傲自大的印象，徐認為，中國畫的造型基礎是素描，要改造革新中國畫非得從素描寫實入手。而當時中國畫壇上，能畫素描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是蔣兆和，一個是他自己，還有半個是梁鼎銘。葉淺予聽了很不舒服。
冒孝魯為人狂傲，逾於老父，每讀父詩文，必指摘之，連呼不通不通，老人亦只能預設而已。蓋其國學造詣深厚，故敢如此。凡有自命不凡的文人雅士者，以詩文就正時，至多讀三行，即言：好好。便擲還了。有一年，冒求太極名家樂幻智為之醫病，樂以氣功治癒後，兩人暢談虛字語助詞。樂雲：讀通《論語》，虛字也通了。冒孝魯自此稱樂老師不已矣，並對人曰：斯人非徒以拳術鳴也。
1940年浙江大學流徙到遵義，在艱苦的流亡時期，竺可楨邀請費鞏擔任訓導長。費鞏接受了職位，同時表示：“吾不要訓導長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錢來，要求拿這筆省出的錢用在學生物質生活的改善上面。”他上任後身體力行，親自動手燒開水為學生殺臭蟲。學生宿舍燈光太暗，他花費精力設計了一種亮度大而煙氣小的植物油燈，拿自己的工資購買玻璃、鉛皮等材料，製作了800多盞分發到各宿舍。學生們稱之為“費鞏燈”。
王實味到延安後，做了特別研究員。時延安物資匱乏，特別研究員的待遇相當高。毛澤東每月拿五元津貼，王實味可拿到四元半，比當時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還多半塊。當時邊區棉布缺乏，大家都穿土布，從外面買來的少量斜紋布做的衣服，主要是給領導、學者穿，這就是當時的“幹部服”，作為特別研究員的王實味也享受這一待遇。1941年冬季，發棉衣時，因王瘦削，沒領到合適的幹部服，他就跟著范文瀾在中央研究院從前山吵到後山，從山下鬧到山上，最後範把自己的一份給了王才平息風波。王只要了帽子，因為範個子大，他的衣服王根本不能穿。
塞克為延安四怪之一。毛澤東曾派李卓然上門邀請塞克到毛住處晤談，被塞克拒絕，原因是：有拿槍站崗的地方他不去。這事很快傳來，後來鄧發勸他說：“去吧，不去不好的。”鄧發還主動願意陪塞克一起去，這樣塞克就同意去了。在去楊家嶺的路上，有相熟的人笑問：“塞克同志你去楊家嶺嗎？”塞克聽了很不好意思。
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也寫不出
冼星海拙於言辭，表面看近於木訥，內心熱情似火。他到了延安，跟周圍環境時時發生衝突。有時，他無處發洩，就將隔壁人家飛來的小雞打得滿屋亂飛，他負氣地對人說：“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也寫不出。”
延安整風期間，何其芳和劉白羽由延安到達重慶，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胡風約集了一批比較進步的作家，請他倆做報告。何報告了延安思想改造運動，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現身說法”。何給大家印象不好，其口氣讓人感到他只是標榜自己是已經改造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有人說：好快，他已經改造好，就跑來改造我們！馮雪峰說：他媽的！我們革命的時候他在哪裡？
日本投降後，延安的文藝工作者要分配到各解放區去，毛澤東專門找一些著名人士談話，高長虹也被邀請。哪知一開始談話，就不和諧。毛澤東問：“高長虹先生，抗戰勝利了，你有什麼想法，是留在延安，還是到哪個解放區去？”高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我想到美國去考察經濟。”毛聽了高的話，當時就生氣了，請他立即出去。
抗戰勝利後不久，胡秋原給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寫信，抗議“美國不應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犧牲中國領土的主權完整。”赫爾利邀請他面談，胡到了大使館把赫爾利駁得體無完膚，赫氏就王顧左右而言他。胡秋原打斷他說：“如果大使先生沒有其他問題的話，我要告辭了！”赫恭敬送胡出門，說：“胡先生你是我見到的中國人中，罕見的勇者。”胡答：“不對，像我這樣的中國人多得很，只是大使先生在酒會或宴會上少見而已。”
中共建國後召開第一次文代會時，聶紺弩和樓適夷作為香港地區的代表參加。會議結束前，他們接到通知，某首長在北京飯店接見。到了出發時間，聶紺弩仍高臥在床，樓三番五次叫他也無結果，只得動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來，睜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