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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情作楚囚。
蔣百里說：國家觀念在中國人向來不夠明強，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若非一代開國之時，亦往往力量不強。而保衛地方倒能發揮出較大的力量，因而有時一個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從地方（民間）興起來。
陳寅恪說：“我儕雖事學問，而決不可倚學問以謀生，道德尤不濟飢寒。要當於學問道德之外，另謀求生之地，經商最妙。”
夏承燾評論陳寅恪時說：“著書有三種：最上，令讀者得益；其次，令此學本身有發現；其三，但令讀者佩服作者之博學精心。陳君之書，在二三之間。”
1931年，梅貽琦在清華大學的就職演說中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馮友蘭說：英美及西歐等國人之所以是“智”、“富”、“強”者，並不因為他們是英美等國人，而是因為他們是城裡人；中國人之所以是“愚”、“貧”、“弱”者，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中國人，而是因為中國人是鄉下人。
郁達夫談魯迅之死：“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冒險
張蔭麟說，“寫中國通史永遠是一種冒險”，他認為，“一切超於個人心智以外之前定的歷史目的與計劃皆是虛妄”：“歷史之探索，乃根據過去人類活動在現今之遺蹟，以重構過去人類活動之真相。無證據之歷史觀直是譫囈而已”。
1937年，傅雷為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寫下獻辭：“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所以，在你要戰勝外來的敵人之前，首先要戰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只消你能不斷的自拔與更新。”
抗戰時期，錢穆在西南聯大撰寫《國史大綱》，他特地提出應把“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作為修撰新通史的必備條件；並昭示國人樹立一種信念，任何一國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聞一多說：“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內。”
二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胡適說：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這不僅表現在他的治學方面，更表現在其做人做事上。作為學生和朋友，傅斯年對胡適也有這樣的忠告：“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
晏陽初說：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國家必須認識到，只有當貧窮的人民和貧窮的國家滿足了，你們才是安全的。你把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賀麟說：如果把民族復興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振興，則不惟忽略事實，也不明覆興的要旨，事實上，任何民族復興的關鍵還是主體精神價值的張揚。
顧頡剛說：“讓我盲目崇拜一個人就像讓我訓斥一個僕人一樣困難。”
雷海宗說：“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
沈從文臨終前，家人問他還有什麼要說。他回答道：“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
蔣介石曾向侍從室的唐縱說：“在現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
吳濁流說：我們的青年，相反地視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棄而不讀，其結果產生無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樣，風一來就搖動，可左可右可前可後，這種現象從哪一角落來看，都是同樣的，因為他們沒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發育起來。
我不給孩子留財產，我給他們留德
張伯苓先生曾言：“我不給孩子留財產，我給他們留德。”有人說，舉目四望，當世已無教育家。
馮友蘭曾說：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在表面看起來，似乎很不注重哲學，但在骨子裡，我們這個世界是極重視哲學的。走遍世界，在大多數國家裡，都有他所提倡及禁止的哲學。在這一點我們可見現在的人是如何感覺到哲學的力量，每一種政治社會制度，都需要一種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