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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他們除了樹立私人勢力，爭權奪利，對國家大事確實毫無辦法，根本談不上為國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軍渡過長江，勢必馬上解體，可以肯定是無法再堅持下去了。我這次回來為桑梓服務，希望團結廣東軍政人員，進而與廣西合作，支援李宗仁收拾殘局。如不可能，只好認輸，絕不陳兵邊境，作最後掙扎，使廣東同胞重受戰禍，加重我的罪責。”
張恨水：我沒有意見，我沒有意見
20世紀50年代，中共請人給自己提意見。在中華全國新聞界協會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吳冷西點名要張恨水發言，張站起來，馬上說：“我沒有意見，我沒有意見。”
胡風在秦城監獄被關押在單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丟給他一個麥草編的帽圈和一捆麥杆，說“老吃飯不幹活，太不像話了，學著編麥辮兒吧！”胡風不客氣地說：“不是我不幹活，是你們剝奪了我的勞動權。我的勞動不是編麥辮，是用筆寫作，你曉得嗎？”他把麥杆放一邊，動也不動一下，後來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反右期間，江蘇省成績太差，毛澤東問江渭清：“你到底反不反右派？”江說：“要反右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另外派人來。因為是我右嘛！您先撤了我，讓別人來反。”毛說：“渭清啊，你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江說：“主席啊，我是捨得一身剮，要為您老人家護駕。”毛澤東派彭真、康生來督陣。江渭清請彭真來省委常委講話，傳達毛澤東對自己的批評，因為見省委常委和各地市縣主要領導中無一人打成右派，彭真不悅道：“江蘇為什麼不打右派？江蘇還有沒有右派？”江渭清說：“有右派啊，不過我還沒有發現。”
毛澤東在廬山會義期間跟“秀才”們坦言，他40歲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在自己手中，現在也還有肝火。在江西的時候，有一次他對毛澤覃發脾氣，甚至要動手打人，毛澤覃說：“共產黨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唐德剛認為，胡適論政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他說，胡適對民主政治是隻求“形似”而忘其神：“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唐最不滿胡適的，是他並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滿足於對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紹，“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應該與馬（克思）、杜（威）兩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漢！……胡博士不此之圖，而卻在馬、杜兩博士之間，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當，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棄了。”
1962年，楊振寧與父母在日內瓦見面，當時楊在美國，很少知道中國的實際情形。楊父說新中國使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從前不會做一根針，今天可以製造汽車和飛機，從前常常有水災旱災，動輒死去幾百萬人，今天完全沒有了。從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裡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學。從前……今天……正說得高興，楊母打斷了他的話說：“你不要專講這些。我摸黑起來去買豆腐，排隊站了三個鐘頭，還只能買到兩塊不整齊的，有什麼好？”
臺灣學術界主流曾對錢穆有“牢可不破的成見”，而楊聯升對錢卻極為推重，說：“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人能出其右，”認為錢之《朱子新學案》提綱，“胡適之恐怕是寫不出來的。”
六親不認，不再是人
原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惠浴宇對極左思想給中共帶來的破壞有深切陳述，他說：“根據我的體會，人一左，就六親不認，不再是人。”
賈植芳跟胡風感情極深，胡風逝世之後，他極為悲痛，在追悼會上嚎啕大哭，不能自制。但他認為，胡風有忠君思想，併為此所累。他挽胡風聯說：焦大多嘴吃馬糞，賈府多少有點人道主義；阿Q革命遭槍斃，民國原來是一塊假招牌。
沈從文訪問美國人，老朋友鍾開萊對他說：“你在《從文自傳》中寫殺人，讓犯人擲爻決定生死，說犯人活下來的機會佔三分之二（陽爻、順爻：開釋；陰爻：殺頭。），那不對，應該是四分之三（陽爻一，順爻二：一陰一陽與一陽一陰；陰爻一。）”
阿城說：我的許多朋友常說，以中國大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酷烈，大作家大作品當會出現在上山下鄉這一代，我想這是一種誤解，因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本質是狹窄與無知，反對它的人很容易被它的本質限制，而在意識上變得與它一樣高矮肥瘦……又不妨說，近年評家說先鋒小說顛覆了大陸的權威話語，可是顛覆那麼枯瘦的話語的結果，搞不好也是枯瘦，就好比顛覆中學生範文會怎麼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