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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桐保守頑固，對一切洋玩意兒，一概深惡痛絕。有一次看到他的兒子，已經做到刑部侍郎的徐承煜叼著雪茄煙從他面前走過，立刻勃然大怒，訓斥道：“我還活著，你都這樣；我死了以後，一定稟明閻羅王，讓你胡服騎射作鬼奴。”並罰兒子跪在太陽底下暴曬。
戊戍政變之初，張元濟赴賢良寺謁見李鴻章，勸說“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剴切敷陳，或有轉移之望”。李嘆氣說：“小孩子懂得什麼！”張元濟被慈禧革職，永不敘用。兩年後，八國聯軍入京，李鴻章由兩廣總督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想用他來與洋人議和。李經滬北上，張元濟求見李，勸他不必再為清廷效力，李又斥之曰：“你們小孩子懂什麼！”
1898年，章太炎因參與維新被通緝，逃往日本佔領下的臺灣，任臺北日報記者，俞樾耿耿於心。後來章太炎剪辮子，發表系列仇滿言論，更為俞樾所不能容忍。1901年，適逢章太炎到蘇州東吳大學任教，來拜望老師，俞樾藉此怒斥道：“聞爾遊臺灣，爾好隱，不事科舉，好隱則為梁鴻、韓康可也。今入異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訟言索虜之禍毒敷諸夏，與人書指斥乘輿，不忠。不孝不忠，非人類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對於這段痛罵，章太炎一方面搬出清學太祖顧炎武，從經學角度進行辯駁，一方面寫下《謝本師》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並毫不客氣地責問其師：“何恩於虜，而懇懇遮蔽其惡？”
倫敦事件後，康有為認為，把自己的名字與孫中山聯絡在一起，是一件極冒險的事。他的弟子麥孟華還據此事件把孫斥為“盜匪、會黨分子，使中國丟盡了臉的人。”
早在1895年，孫中山和康有為就聯絡過。那時孫中山正在準備廣州起義，他派陳少白到上海去找康有為。陳少白正好和康有為住在了一個客棧，僅僅一房之隔，於是孫中山的特使和康有為有過一次“頗歡”的談話，談的全是如何推翻帝國政府之事。但到政變失敗，康梁出逃，孫中山有意與康有為合成一股力量時，康有為的回答讓孫中山吃驚不小：“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臺之厄，其他非餘所知。”
梁啟超自戊戌亡命日本後，接受新思想洗禮，與乃師齟齬日多。康有為以保皇保教祀天配孔諸義硜硜自守，梁氏則頗不以為然：“孔學之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轅也。”
1917年張勳復辟，康有為沐猴而冠，再行跪清之禮，梁啟超指責康為“首造逆謀”，是“大言不慚之書生”，而康有為在事後更指斥梁曰：“鴟梟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
榮慶贊袁世凱：忠義之氣猶見眉宇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下罪己詔，開黨禁，解散皇族內閣，任“袁總理”，榮慶充任顧問大臣。此時袁世凱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榮慶卻贊他：“忠義之氣猶見眉宇”。
南北議和期間，孫中山的民國政府已無意約束袁世凱，同盟會早已分崩離折，無法發揮作用，大多數人如黃興等極力主張跟袁妥協，汪精衛則懷疑孫中山有名利思想，“當面斥孫公”，諷刺孫中山說：“你不贊成和議，難道是捨不得總統嗎？”
袁世凱把孫中山請到北京，給以總統般隆重禮儀相待。一個多月時間，談話十餘次。孫每次講話，袁總是隨聲附和，謙恭異常。孫說要實行“耕者有其田”，他亦不加思索，連聲贊同，以至孫起了疑心，問梁士詒，梁沉思片刻答說：“先生為南方人，總統為北方人，南方多大地主，北方為中小地主，因此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總統並不覺得有何不可。”孫聽後恍然，打消對袁的疑慮，對袁說：“十年之內，大總統非公莫屬。”“希望您當十年總統，十年之內我築成鐵路二十五萬裡，您練精兵五百萬。”
宋教仁臨終前致電袁世凱，對其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釗說宋是“至死不悟”，他對袁世凱所代表的中國根深蒂固的專制力量實在是認識不足。在上海時，陳其美要他提防暗殺，他還狂笑說：“只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裡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許多朋友來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為是謠言。
辜鴻銘在北大教授會議上說：“如今沒有皇帝，倫理學這門功課可以不講了。”人們以為他復古倒退，是守舊人物。張勳復辟的時候，辜在外交方面很賣力，梁敦彥保薦他做外部侍郎，張勳說：“辜鴻銘太新了，不能做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