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一一五師征戰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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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還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１９４３年以後，山東共產黨的領匯出現了空前的團結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說來也奇怪，羅榮桓的病也再沒有向更壞的方向發展。

內部出了叛徒

就在山東八路軍忙於應付李仙洲進入山東的緊張時刻，從冀魯邊區傳來一個不好的訊息：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冀魯邊軍區司令員黃驊被刺。

黃驊被刺不是國民黨乾的，也不是日本人乾的，而是八路軍內部自己人乾的。這對羅榮桓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因為在此之前，１１５師在這一地區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在山東６個大戰略區中，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３年處境最困難的就數冀魯邊區了。１９３８年８月，蕭華率３４３旅機關部分人員和小量部隊進入這一地區，與當地的抗日武裝匯合，組成了擁有２萬人的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開闢了擁有１４個縣政權的根據地。由於這一地區直接威脅天津、德州、滄州、濟南等戰略要地，可以說處於日軍的肘腋之間，因此日軍對華北“掃蕩”，這裡就首當其衝。加之１９３９年災荒嚴重，大部隊難以在此活動，１９３９年９月下旬，蕭華奉命率部隊轉移到了魯西，只留下一部分部隊堅持冀魯邊區的鬥爭。以後，由於日軍加強對津浦路的封鎖，冀魯邊和魯西的聯絡基本上被切斷。

蕭華調任１１５師政治部主任後，出席了１１５師的桃峪會議，報告了冀魯邊區的工作。隨後，羅榮桓、朱瑞、陳光和蕭華等人深入研究了那裡的形勢，作出了打通冀魯邊區與清河區聯絡的決策。此前，由於日偽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嚴密封鎖，地處小清河一帶的清河區同老黃河以北的冀魯邊區長期被割斷聯絡。清河區地處小清河兩岸平原，擁有壽光、廣饒、青城、鄒平等十幾個縣，人口達４００餘萬，因受膠濟路沿線日軍的進攻和封鎖，小清河以南地區逐漸被分割。他們便向黃河入海處的利津、沾化一帶地區發展。這裡雖然人煙稀少，但地區遼闊，遠離城鎮，很便於生存。如果冀魯邊區與清河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應，擴大機動餘地。從１９４１年春天開始，１１５師冀魯邊區部隊連續進行了幾次東進作戰，開闢了黃河北岸瀕臨渤海的魯北游擊區，山東縱隊的清河部隊也在反擊頑固派以後，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帶墾區。兩區部隊終於粉碎了頑固派對八路軍的長期封鎖，打通了冀魯邊與其他地區的聯絡。

為了加強冀魯邊區的工作，羅榮桓從１１５師抽調了幾批幹部到那裡。蕭華調走後，任命周貫五為冀魯邊軍區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１９４１年夏天，又派黃驊去冀魯邊區，任教導６旅副旅長兼冀魯邊軍區副司令員。為了加強冀魯邊區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的團結，發揮本地幹部的作用，１９４２年春，山東分局與１１５師決定把１９３９年從冀魯邊區調出的邢仁甫調回，任教導６旅旅長兼冀魯邊軍區司令員。與此同時，羅榮桓又抽調盧成道、王文模、黃榮海等一批幹部到冀魯邊區擔任領導工作。

然而，由於日偽軍多次進行“治安強化運動”，這一地區形勢越來越嚴重。到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區內的日偽據點林立，９０％的老百姓被迫向日偽軍繳納租稅，多數的地方政權是表面上應付八路軍，而實際上是服從日偽軍，八路軍和共產黨在當地的日子很不好過。當時，沿津浦路以東，以德州為中心的南北各縣，基本上為日偽所控制，八路軍不能入境，迴旋餘地越來越小，根據地已完全變為游擊區。加上敵人實行殘暴的掠奪政策，邊區人力、物力損失嚴重，糧食困難。部隊不得不換穿便衣，長期分散活動，得不到休整，傷病員也得不到安置，處境非常困難。就在這時，山東軍區的一項決定成了黃驊被刺的導火索。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１日，在實現山東軍事領導一元化時，山東軍區任命黃驊為冀魯邊軍區司令員，調邢仁甫去延安學習。邢仁甫卻認為是山東分局故意拿主力部隊的幹部壓地方幹部，心裡就憋了一股怨氣。

邢仁甫是舊軍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與領導本地抗日武裝起義，１９４０年調離邊區，擔任過１１５師政治部的軍區工作部部長。因為他在該地區有一定的影響，到１９４２年春，山東軍區就又把他派回了冀魯邊區。邊區有很多人是他的老部下，由於他平時喜歡拉拉扯扯，經常給一些人小恩小惠，這些人受了他的籠絡，就跟著他屁股後面跑。為此，當時任軍區副司令員的黃驊經常幫助他，他卻非常反感，反而視黃驊為“眼中釘”。當他接到去延安學習的命令後，便認為是黃驊把他擠出了邊區，奪了他的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