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一一五師征戰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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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報紙的印刷質量，羅榮桓積極主張將油印改為鉛印。他聽說在湖西活動的教導４旅有印刷機，便吩咐去教導４旅檢查工作的組織部長梁必業，把印刷機帶回來。梁必業帶了裝運印刷機的船隊過微山湖東來，羅榮桓派教導２旅第５團幹部帶了幾百名戰士去接。印刷機運到後，《戰士報》即改為鉛印。這時、羅榮桓又教育印刷廠的幹部和工人，在物質條件有了改善的情況下，仍然要繼續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

由於當時的經費比較緊張，有時報社不是缺這個就是少那個，羅榮桓總是想一切辦法解決。印報的紙張沒有了，供給部不撥給報社買紙經費，印刷廠的負責人向羅榮桓彙報，羅榮桓說：“走，你跟我去找供給部。”他對供給部長說：“為什麼不給報社經費呀？你們不要輕視報紙工作嘛，有時一個鉛字比一顆子彈還重要！”

為了活躍部隊的文化生活，１１５師組建了戰士劇社。因為是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進行工作，宣傳隊員們組織了戰鬥班，扛起大槍，經常跟著戰鬥部隊一同反“掃蕩”，一面行軍打仗，一面搞宣傳工作。

關於戰士劇社的建設，羅榮桓同樣給予重視。他鼓勵戰士劇社編演戰鬥性強、群眾喜聞樂見的小節目。當時戰士劇社的王汝俊編了一個關於發動婦女參加抗日的小戲，叫《老太婆的覺悟》。劇社社長朱明男扮女裝演老太婆，非常逼真。

羅榮桓一共去看了３次，給作者和演員以熱情的鼓勵。在１９４１年“八一”舉行的軍政檢閱時，這個小戲被評為文藝一等獎，併發給５元錢的獎金。

雖然是戰爭年代，但是在１１５師，從事政治工作的人員不但不受歧視，反而在某些方面還受到優待。有一次，羅榮桓得知宣傳隊員們有時煙不夠抽時，就囑咐管理科長說：“劇社的教員都是文藝工作者，寫作、演出常常熬夜，還要同大家一樣行軍打仗。凡是會抽菸的，今後每人每月發給一斤黃煙。”

打進根據地的日本人

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明顯感到兵力不足，後方空虛。為了更多地掠奪中國的人力、物力，支援其日益擴大的侵略戰爭，就改變其策略，把以軍事進攻為主，改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加緊對中國抗日軍民的政治進攻，企圖借太平洋戰爭初期的勝利動搖群眾的自信心，挑起中國各抗日力量之間的矛盾。

在山東的八路軍，密切注意日軍作戰思想上發生的變化。特別是作為主要領導人的羅榮桓，仔細地研究了敵人的陰謀，指出日軍的政治進攻的危害，絲毫不亞於軍事進攻，告誡所屬部隊，認真加以對待。在加緊政治進攻的同時，日軍在濟南建立了各種名為“公館”的特務機關，專門對八路軍進行偵察和破壞活動。對此，八路軍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但還是有空子可鑽，一個日本人就在此時打進了八路軍的根據地。

此人叫水野清，來到魯中的邊沿區活動。他自稱是日本共產黨員，想與八路軍建立聯絡。一次他送來了敵人將要“掃蕩”的訊息，隨後又提供了另外一些情報。事後證實，這些情報都是真的。在敵人“掃蕩”時，此人還掩護過八路軍的個別失散人員，營救了幾個被俘人員。他學著說中國話，嘴上常常掛著一些進步名詞，甚至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也極為稱讚。從這些表現看，水野清不像是個壞人。因此，他漸漸贏得八路軍和根據地一部分人的信任。水野清和邊沿區的許多老百姓，甚至還有一些幹部，都混得比較熟了，就常常給老百姓看病，送點藥給群眾，不少人都認為他是進步人士。

後來，水野清說日本憲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據地來了。因他是“進步人士”，因此大家對他常住根據地也不太在意。但他的一些言行卻與他的“進步人士”身份越來越不相符。他認為共產黨、八路軍對日軍的做法“太硬”了，群眾也很難接受。他還向八路軍建議，在邊沿地區設立一個“實驗區”，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實驗區裡不駐日偽軍，也要求八路軍不要去，完全用“中國人辦中國事”，開醫院，辦學校，以做到中日人民“合作一體”，“共存共榮”。據他說，這種方法如果推廣到全華北和全中國，中國的問題便解決了。

羅榮桓很早就注意到水野清這個奇特人物。他以一個普通幹部的身份，在敵工部幹部陪同下，親自與水野清談了一次話。羅榮桓察顏觀色，詳細地詢問了水野清的身世和來歷，從談話中發現了許多疑點。談話結束後，羅榮桓指示敵工部，要一面給水野清做工作，一面仔細觀察，從多方面瞭解此人。

就在這次談話後不久，濟南的日偽報紙，痛罵水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