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一一五師征戰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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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水平，羅榮桓還給師直屬隊的同志系統地宣講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他要求廣大幹部戰士都要懂得，除了爭取抗戰勝利之外，革命還有更遠大的目標，那就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則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

羅榮桓在簽發《關於鞏固、嚴密及審查部隊黨組織的指示》檔案之前，專門對師直部分幹部的文化水準作了調查。當他得知教導大隊長李梓斌在檔案上簽名將“斌”寫錯了時，便派人將他請到師部，和藹地問道：“你讀過書沒有？”

“我是平江山溝裡的放牛娃出身，小時候聽說附近廟裡有個教書先生，可學堂的門朝哪開我還不曉得呢。”李梓斌回答。

羅榮桓被他逗得笑了起來：“啊呀，我還不曉得呢，你後來是怎麼識字的？”

“我當連長開始學的。以前當班長、排長的時候，連鐘錶也不認識，搞不清幾點鐘。夜裡換崗都是點根香，以香為準，一颳風，那崗就換得快了。當連長後，上級來了通知，我連‘通知’這兩個字也不認識，就讓文書給我念，唸完後，通訊員叫我在通知上畫個‘知’字。我不會畫，文書就教給我。因此，我頭一個會認的字就是這個‘知’字，以後再一個一個地學。”

羅榮桓頗有興致地聽他講完，然後問道：

“聽說你簽名有時還要文書代筆，是嗎？”

“是的。”

“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那怎麼行呢？”羅榮桓皺起了眉頭。

李梓斌辯解道：“現在我有圖章了，到時候蓋個章就行了，不用簽名。”

“唉，”羅榮桓搖了搖頭，“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識多少字啊？”

“我不曉得。不過一般檔案都能看下來，可字潦草了不行。陳光代師長的簽名一筆一劃寫得認真，我能認得。不過，有的字筆劃多，就秀才認半邊，唸白字是常有的事。”

羅榮桓語重心長地說：“偶爾念個把白字，也在所難免，但多了就不好了。教導大隊好比是一所學校，你這個大隊長就好比是校長，你都當了校長了，不提高文化水準不行，字不但要會念，還要會講、會寫、會用。”

李梓斌問道：“那我該怎麼學呢？”

“用到什麼，你就可以學什麼，慢慢地積少成多。比如唱歌，游擊戰，敵後方，堅持反‘掃蕩’……你不僅要會唱，而且要會講，會寫、會用。”

說到這裡，羅榮桓招呼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一支鉛筆邊寫邊說：

“比如這個‘遊’就是游來游去，活動的意思……”

羅榮桓在逐字講解了歌詞後，問道：

“你回去打算怎麼辦啦？”

李梓斌激動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學習。”

李梓斌回去以後，買了紙、墨、筆、硯，裝進自己縫製的布袋，走到哪裡，寫到哪裡，有時反“掃蕩”上了山，就用大石頭當桌子，堅持練習。幾個月後，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業在“八一”軍政大檢閱時被展覽出來，得到領導和群眾的讚揚。

１１５師抓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質的活動，得到了中央軍委的肯定。１９４１年７月，中央軍委政治部印發的第三號《宣教通報》介紹了１１５師幹部教育的成果。通報中說：“１１５師半年來幹部教育，在政策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收到了比較明顯之成績。主要表現在一般幹部都知道對根據地的工作應作長期打算，表現在違反政策以及各種不良傾向的減少，有個別幹部受訓前常犯錯誤，受訓後則（判）若兩人。文化教育的收穫表現在工農幹部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幾個旅團級幹部過去識字很少，現在能自己起草電稿和寫信……有幾個團能做到全體幹部作日記。有幾個連隊由於幹部文化學習的推動與影響，戰士們學習情緒提高，有（的連）全連９４個戰士能記日記。”

要想提高政策理論水平和文化素質，運用報紙和刊物是重要的手段。羅榮桓很重視運用報紙對部隊進行宣傳教育。開始《戰士報》是油印的，每期兩版，只能登２０００餘字。可有的編輯寫文章，語句囉嗦，拖得很長，一期報紙登不了幾篇稿子。有一天，羅榮桓親自參加《戰士報》社的座談會，他針對報紙存在的問題，要求寫短文章。句子要短，少用形容詞，簡單明瞭，使文化水平較低的幹部戰士能一目瞭然。為此，他要求編輯、記者深入部隊，深入實際，熟悉連隊，熟悉戰士。羅榮桓還經常親自審改《戰士報》的社論和重要文章，有時自己動手寫社論。

為了加大報紙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