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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實力派張學良和楊虎城的代表有之，共產黨的代表有之。當時，在閻錫山處工作的一位中共地下黨員說：“閻的會客室裡掛著很多像，接見那方面的人就掛出那方面的像，見什麼人說什麼話。”
從１９３６年６、７月間開始，閻錫山開始採取一種與過去不同的政策，即由親日反共、壓制人民群眾抗日救亡運動，一變而為扶植抗日力量，並企圖充當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者。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中國共產黨發出《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國民黨“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這份呼籲書的內容打動了閻錫山的心，並“由閻處翻印數千份散發”。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閻錫山把山西籍共產黨員薄一波請回來，參與山西的抗日工作。
從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旬開始，閻錫山便透過張學良向共產黨表示與紅軍建立聯絡的願望。另外，對是否聯合紅軍抗日的問題上，閻錫山還於１１月７日對他最親近的謀士們進行“民意測驗”：
“日偽要攻綏，紅軍要出綏抗日，如果成為事實，我們守中立呢？還是幫助日本反共呢？或者聯合紅軍抗日呢？”
閻錫山讓他的謀士們好好考慮，限期作出答覆。幾天後對此進行表決，結果到會３８人，以３１對７票形成決議，贊成聯合紅軍抗日。
閻錫山的聯共抗日的意願正是中國共產黨所期望的。紅軍到達陝北後，為了能達到抗日的目的，與國民黨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一開始就把陝西周圍的張學良、楊虎城和閻錫山作為統一戰線的突破物件。由於閻錫山已同意建立統一戰線，共產黨的願望得到了實現。
在“西安事變”中，閻錫山與共產黨也進行了一些合作，相互間協調一部分行動。在處理“西安事變”期間，閻錫山曾說：“國人必須拋棄主觀的成見，……以遠大的國家民族利害為前提，避開個別的異點，趨向共同的同點，縮小異點，以致於無，擴大同點，以致於無窮。”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他又說：“此後，只有希望我民族全體站在一條線上，努力奮鬥，挽救希望，復興民族。”
“我們今天不應當分兩條戰線，應當都走到一條戰線才對。”
可以說，在全國抗日戰爭爆發之前，閻錫山在考慮其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在聯共抗日上先於蔣介石邁出一步，在“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迫使蔣介石放棄“剿共”而聯合紅軍進行抗日方面，閻錫山也都做出了相當大的努力。
在抗日戰爭的前期，閻錫山與共產黨在其所轄的第二戰區內也進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合作，並在共產黨的敦促和協助下，閻錫山進行了比較認真的抗戰，他所領導的第二戰區在抗戰初期一度被譽為“模範戰區”。
閻錫山的“幫手”
八路軍平型關戰鬥的勝利，並未動搖日本侵略者佔領中國的野心。敵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於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７日和２８日，先後突破國民黨軍茹越口、下社村內長城防線，直逼繁峙，威脅平型關、雁門關側後。同年１０月１日，日本政府的外務省發表宣告，拒絕國際聯盟對中日戰爭的調解。同日，日軍中央統帥部命令華北方面軍攻佔太原。
１０月上旬，身為國民黨第２戰區長官的閻錫山為保衛太原，決心在五臺山至寧武一線依託有利地形和既設陣地，組織忻口防禦作戰。兵力配置情況是：
以郝夢齡第９軍、王靖國第１９軍以及第７２師、第８５師、第２１師、第９４師、第１７師等部組成中央兵團，守備忻口山嶺及其左側川道；
以李默庵第１４軍、第７１師、獨立第８旅組成左翼兵團，控制雲中山；
以劉茂恩第１５軍的第６４師、第６５師為右翼兵團，控制五臺山；
以朱德、彭德懷的第１８集團軍，於兩翼側擊。
１０月６日，毛澤東指示八路軍在敵之側翼和後方積極打擊與鉗制敵人，配合友軍保衛忻口和太原的作戰。
當時，在作戰中，不但八路軍的一些部隊經常歸國民黨軍隊指揮，而且有一些國民黨軍隊也偶爾交由八路軍指揮。為了不引起雙方的矛盾，毛澤東還為此發了一個指示。其內容是：
“朱彭任並告林聶羅，賀蕭關，劉徐張：
我們對於國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部隊應採取愛護協助的態度，不使他們擔任最危險的任務，不使他們給養物資缺乏。對作戰應使他們主要打幾個小勝仗，對動員民眾應詳告以政策方法，對他們多取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