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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領導，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
但蔣介石還是沒有完全放棄反對共產黨。２月１５日，南京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透過《根絕赤禍案》，其重點內容為，根絕赤化宣傳；根絕階級鬥爭。同時認為紅軍要向國民黨中央政府投誠，而不是統一改編。
從根本上講，蔣介石對中共的態度仍沒有發生變化，只是在策略上作了調整。他在２月５日的日記中就說：“對內避免內戰。然一遇內亂，則不放棄戡亂安內之責任。”
蔣介石之所以調整“剿共”的策略，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他確實感到了日本人的威脅，二是中國共產黨也答應放棄武裝鬥爭的政策。
３月６日，蔣介石又對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說：
“我國對共產黨政策並未有何變更。此點可於前次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證明之。”
看來，蔣介石雖然在口頭上答應與共產黨合作，但其內心是極不情願的。他的想法是，合作可以，但共產黨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協議已經有了，但國共兩黨能否成功地進行合作還是一個未知數。
可就在這時，“七七事變”爆發了。
自１９３３年以後，因為國民黨當局的一再妥協，使得北平、天津成為日本人的勢力範圍。自山海關到豐臺，鐵路沿線均有日軍駐紮。通縣已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純系日本人的傀儡。北平北面則駐有日偽重兵，西北面是李守信、王英偽軍。只有盧溝橋仍為中國軍隊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把盧溝橋再劃到日本人的勢力範圍內，那麼北平就盡入日本人手裡。因此，日軍又製造事端，進攻盧溝橋，從而挑起了“七七事變”。
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蔣介石正在廬山。事變的第二天，他才接到當時的北平市長秦得純的報告。接到這個報告後，蔣介石對是否立即進行全面抗日仍未下定決心。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
隨後又寫道：“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當時，天皇裕仁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蔣介石還未搞清楚，他根本未下定抗日的決心，難怪他在日記中自問自疑。
但蔣介石也感到應準備在日方擴大事態時，與之抗爭，不可麻痺大意。所以他在７月８日接到日軍進攻盧溝橋報告後，當天就指示宋哲元：
“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需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
經過一夜的考慮和思想鬥爭後，蔣介石於７月９日定下了準備進行全面抗戰的決心，並立即召何應欽自四川返回南京，著手編組部隊，同時又電令宋哲元嚴陣以待：
“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伎，務須不喪失絲毫主權為原則。”
蔣介石也吃夠了日本人狡猾的苦頭。
在當天，蔣介石還派孫連仲第２６路軍北上保定、石家莊地區，準備同日軍作戰。
１０日，蔣介石又採取了三項緊急措施：
一是編組作戰部隊。第一線為１００個師，預備軍為８０個師，並要求於７月底前組建好大本營和各集團軍、軍團等。
二是將供６個月用的彈藥圍置長江以北三分之二，長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廠一旦被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香港、越南運回國內。
三是準備後備兵員１００萬人，軍馬５０萬匹和６個月的軍糧。
老蔣這次是真的要乾了，並且態度還十分堅決。
當被中國一直視為抗日英雄的宋哲元也被迫向日軍妥協時，蔣介石也沒有改變他要抗擊日本人侵略的立場。
７月１０日，宋哲元派出代表張自忠，與日方代表松井太郎進行談判，並於１１日下午達成屈辱協議：
同意向日方道歉，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宛平城和龍王莊不駐中國軍隊；徹底取締抗日團體等。
但是這一協議未經蔣介石批准，它只是宋哲元對日的妥協，因此蔣介石對此屈辱和約不予批准，並命外交部長王寵惠以備忘錄的形式通知日本駐華使館：
“任何諒解，未經中央核准者，無效。”
１３日，蔣介石又向宋哲元發出電報，表示其抗戰的決心，指出：“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蔣介石不但已定下了抗戰的決心，並且也意識到，只有抗戰，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