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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佳在廣州《女巫》雜誌當編輯，為了約稿，她經常出差，也碰到不少寫作界的所謂名人。編輯部內部規定是“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拿到名家或非名家的好稿。稿子上了，你的旅差費統統報銷，還給你出差期間每天三百元的補助；稿子沒上，對不起，一切都得自己掏錢。”
激烈競爭的現實，使陳思佳的危機感特別強烈，她每天都在跟全國各地的寫家打去甜甜蜜蜜的約稿電話。
在這種全方位的“工作狂”狀態下，對於家中男人的牆外開花一無所知。說真的，如果不是彭進喜“老實坦白”，她至今還會被矇在鼓裡。
但是，當彭進喜向她講述自己的“暗算經歷”和隨之發現的“快樂新大陸”時，陳思佳當時的反映就是“這傢伙瘋了！”
可是，彭進喜並不是開玩笑，也不是編故事逗樂，更不是為她的雜誌提供素材，而是“事實真相”，陳思佳氣瘋了：想想自己在外地約稿，面對種種引誘，她都婉言而堅決地予以拒絕，沒想到“丈夫鼓勵我去偷人！這是什麼世道！”
但一個星期後，陳思佳還是答應去看看究竟是一些什麼“玩主”！她承認“當時的確有一種探密的奇妙感，想為雜誌社寫一篇轟動性的文章”，但是參加了幾次同事聯歡會後，感覺這些朋友並非流氓，待人友善，又尊重女人，就同意去試試——“反正自己的男人已在染缸裡了，我要出汙泥而不染，也是很難。”
當晚碰巧安排了一場唱歌比賽，陳思佳獲得第一名，並得到客戶贈送的美容券。
“半推半就，我就是這麼入了‘黨’。”
以後幾次，陳思佳看到大家玩的內容豐富，彼此盡興，大家也從不在背後議論人，不吸毒，也不玩變態的幾龍幾鳳、SM，就徹底放開了。
“這種漸變的過程和心靈的掙扎真可以寫一本好書。”
陳思佳優雅地吸著女式香菸，語氣平和地說，“不過，要好玩，人多當然好，但首是要投緣，知底細。不是為‘做’而‘愛’，而是為‘愛’而‘做’，雖然這有一點困難，但還是可以努力一試的。”
“學問博士生，性愛小學生”
這種“高學識、低性識”的狀況並非個別現象。多年前，在一部揭露中國性愛生活的報告文學中，一對結婚多年沒有生育的高階知識分子都以為自己患了“不育症”，到醫院去檢查，竟發現女的仍然是個處女！
原來，這對“高階活寶”（老百姓後來這麼戲稱）居然認為男女雙方只要平靜地躺在床上，那麼，他們從教科書得知的所謂的“精子、卵子”就會自動地從各自的身體裡“跳出來”，“電流一般地結合到一起”，然後就可以生出小孩來了。
無疑，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性禁忌”和長期以來國人對“性知識”的缺乏所造成的。
有著博士頭銜的劉然對“性知識”的瞭解雖然比上面這對“高階活寶”略勝一籌，但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差別。
劉然說，他從小用功讀書，心不旁騖，一直讀到博士，拿到學位後，先在珠海一家大公司任總會計師，管理著三四十人，常常聽不懂他們說的笑話。後來辭職，應聘到了深圳大學，一直任教至今。
在接觸這個圈子裡的人前，劉然結婚已經五年多了，但與妻子共處時方法十分簡單，“原始而粗魯”，可以說根本不懂得女人的需要。
劉然曾聽人說起男女做愛時，男人要有所謂的“馭女術”，他還一直認為太無稽，漠不關心。
結果，第一次參加“性派對”，其中的人比自己小十歲，卻經驗老道，令他大開眼界。
為了對得起人家，劉然那天晚上由“最基礎”的ABC開始，在女方“由淺入深”、“手把手”地耐心教導下，他足足當了半個晚上的“小學生”。
最有意思的是，一年後，他倆第二次“派對成功”，當熱情大方的女事主又主動表示願意“輔導我的功課時，卻發現我已經運用爛熟，兩人不禁都笑出了眼淚。”
劉然說，目前他們這個圈子裡共有二十幾對，平常不大走動，電話都懶得打一個。但他們多會選擇在週末行事。因為有時女人“不方便”，所以全體成員湊齊的機會也不多見，但每一次活動至少也有七八對夫妻參加。
“能夠在一起，不管相識不相識，都是緣的體現。珍惜緣分，珍惜在一起時的分分秒秒，是我們的基本共識。”
劉然強調說，“緣分並不是一定要講三年五年，甚至就是一輩子，其實有些緣分只有一天，或者就是二三個小時。不能強行將緣分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