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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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納，跟一個人做了愛，連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跟一個人做了愛，卻又不能證明自己這麼做過。後來，阿東就想，算了。也沒有必要弄清這類問題。退一步說，弄清了又有什麼意思呢？美國對阿東來說，本來就是一個瘋子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生活了幾年後，你就不能用習慣思維去看問題。

美國人的口號是：“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也沒有什麼是可以相信的。”

這個口號按阿東的解釋就是：如果你願意相信，沒有發生的事也真正發生了；反之，如果你不願意相信，真正發生了的事也沒有發生。

真正荒唐的不是事情的不合理，而是你總是想不到。那些天，美國社會上一連串事讓阿東深深地感到，“這個世界沒有什麼秩序可言，也沒有什麼理由可言，可它恰恰又秩序井然，而且都在依法辦事。”

比方：一位聯邦調查局的成員挪用公款二千元去賭博，結果被解僱。但他卻聯邦調查局上告法庭，理由是，他“對賭博控制不了”，該當傷殘處理，而傷殘者是受聯邦法律保護的。

法庭竟然支援他，判他獲勝而復工！

另一個例子是，某學校一名職員，上班老是遲到，被校方開除。他竟然狀告以前的僱主，理由是他是“長期遲到徵候群”的受害者，法庭也支援他。

更可笑的事件則是：在麻州，一個竊賊從停車場偷走一輛車，在逃去時撞車身亡。他的家屬控告停車場，現由是，他們的“防盜裝置不全”，導致車毀人亡。結果這個家屬也從停車場得到了一筆可觀的賠償金。

正是在這樣一種沒有是非、沒有標準、“怎麼著都行”的自由社會里，阿東凌亂的思緒漸漸得到一整合，他認為自己去了維也納，並在那裡與一個沒有留下名字的“妓女實習生”有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性生活。慢慢地，阿東變得堅定、從容，他繼續讀書，讀研究生，讀博士，打工，再打工。積極參加當地人舉行的各類“個性活動”。他也開始看黃色錄相，並與真正的妓女進行“實戰演習”。

阿東突然發現，生活原來是這麼簡單，這麼真實而輕鬆！

有一次，阿東在一位當地朋友家參加晚會，到了更闌興盡的時候，竟然發現其中一位朋友的太太，摟著另一男子狂吻，而她的丈夫有旁邊熟視無睹。

事實上，這對夫婦非常恩愛，結婚十多年了沒有鬧過離婚。

後來從別人那裡得知，那天主持晚會的朋友，原來是北伊州大學“性派對協會”的主持人，而狂吻別人的女子及其丈夫，都是該會的會員。

怪不得那天晚上，阿東總感覺到那裡的人“有點怪怪的”，如果不是互相介紹了，他真分不清誰與誰是夫妻。

因為當晚有事，阿東離開得早，不知道接下來他們就在搞“性派對”活動了。

而據說，這種“性派對”活動在美國已屬司空見慣，所有大城市都有機構主持其事。

有性心理學家頻頻在報上發表文章，認為“交換配偶”可以作為一種心理治療，有助於穩定家庭，使夫妻關係常日常新。

儘管阿東已慢慢習慣了美國光怪陸離的社會——“怎麼著都行”，但碰上交換夫妻這樣的“性派對”活動，他的思想還是有些“轉不彎”來，覺得有些“彆扭”。

不久，芝加哥大學東亞系從中國大陸請來一名專事女性研究的專家來講學，阿東聽了他的一次講座。

這位學者說，最近讀到高爾基的一篇回憶文章，說有一回，高爾基跟幾個文壇朋友在一起談女人，托爾斯泰突然說，“等我一隻腳踏進墳墓時，再說出關於女人的真話，說完立即跳到棺材裡，砰的一聲蓋上。來捉我吧。”緊接著，這位學者又舉了另一個例子：一個德國人想編一本名家談婚姻的書，向肖伯納約稿，肖伯納回信說，“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時，沒有能老實說出他對婚姻的意見的。”

這個學者在分析這兩個事例時指出：一個要在自己臨終前說，一個要在太太去世後說，可見說出的都不是什麼好話了。

不過，其間又有區別。

自己臨終前說，說出的多半是得罪一切女性的冒天下大不韙的話。

太太去世後，說出的必定是不利於太太的非禮的話。

有趣的是，托爾斯泰年輕時極為放蕩，一個放蕩的男人不能讓天下女子知道他對女人的真實想法；肖伯納一生恪守規矩，一個規矩的丈夫不能讓太太知道他對婚姻的真實看法。

最後，這個中國學者向聽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一個男人要對女性保持有美好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