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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終極的原因一時無法推究,但男女之間的“性”調節不能不說是中國種族和文化長期綿延的一個重要原因。
正如潘光旦先生說的:“精神生活的健全與否,和性觀念的正確與否,有極密切的關係。”
從“性的封鎖”到“國門炸開”,其間的血的教訓難道不值得國人好好反思的嗎?
“亂倫”之舞與“貞節”之血在發掘國民的劣根性上,不少人都看到了宦官文化對民族性格的“積弱”所造成的影響。
有些宦官是被迫的,如史馬遷和張衡等,有些卻是自我閹割,如豎刁等。
春秋戰國時齊桓公說:“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乎?”意思是豎刁為了服侍我,親自閹了,這種人還有什麼可疑的呢。
管仲卻說,“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管仲說得真好:一個人連自己的身體都不自愛,又怎麼能愛君呢。這句話還可以進一步說:一個人能性別都模糊了,他又怎麼有能力去愛一個人(無論這個人是君王還是普通人)呢?
因為沒有能力地去愛人或被人愛,歷史上便出現了許多“亂倫”的事。
應該看到,以五代為分水嶺,以北宋為緩衝帶,中國婦女的性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此之前,女性從屬男人只是相對穩定,夫死再醮,離婚再嫁都屬於正常事,不會引起他人的非議。
但自此以後,由於程朱理學的問世,貞節被提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高度,說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由此衍成了“好女不事二夫”的道德規範。
實際上,從先秦到五代,君主對貞節並不看重,民間就更不用說了。
例如前面講過的,秦始皇父親異人娶的趙姬就是趙國大商呂不韋的小妾。
漢景帝娶的竟是市民之婦。
劉備在妻子孫權之妹回東吳後,納了劉瑁的遺孀穆氏為夫人。
東晉元帝娶吳家寡婦鄭氏為妻。
而曹操封魏王后,所拜的王后是曾墮入煙花的卞氏。曹丕建立魏朝,先以袁紹子袁熙之妻甄氏為後,後又納小吏之家的郭氏為後。
明帝即位,娶民婦為妻。
這曹氏祖宗三代扶正的“後”沒有一個是處女,且均是從側室入正室,是為歷史一大奇觀。
但這一時期對貞節的不看重卻在另一方面讓“亂倫”之舞也表現得十分張揚。
歷史上隋煬帝楊廣,將庶母陳氏(父親隋文帝的寵妾)佔為己有,臭名遠揚,不值一說。
連唐高宗李治也是將父親唐太宗的才人武則天納為寵妾。
而西夏開國君主李元昊竟是將未過門的兒媳納為“新皇后”,結果被憤怒的兒子寧凌噶所殺。
將兒媳變成自己妃子的還有唐玄宗李隆基,他的愛妃楊玉環原是兒子壽王李瑁的妻子。
梁太祖朱溫,也將兒媳婦盡力納入自己的色慾物件中。
金朝海陵王大部分情婦竟是親屬,一部分則為大臣的妻室。他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荒淫的君主,毫無倫理道德約束。先後被他佔有的有叔母阿懶、從侄女重節、從嫂阿里虎、從姐妹什古、蒲刺、習拈、師姑兒、再從姐妹莎裡古真、餘都等,還有外戚妻室奈刺忽、蒲魯胡只等,臣妻定哥、擇特懶、察八等,共計二十餘人。
海陵王把淫樂看成是人生的第一要務,他和莎裡古真約會時,親到殿外等候,累了則坐在侍婢高師姑的膝上,侍婢關切地問他:“天子何必如此而已勞苦?”他答道:“我以為天子易得,此等期會難得。”
他每次與女人交歡,不是在帳闈中進行,而是公開亮相,令樂隊在一旁奏樂,嬪妃環坐觀看。
只有到了宋代以降,由於程朱理學的盛行,貞節看得越來越重,不僅沒有君主娶再醮者,“亂倫”之事也不敢公開進行,但皇帝中卻有狎妓的“癮君子”。
例如,宋徽宗聽說京師名妓色藝雙絕,第一次便化名趙乙,帶了重禮,去煙花聚集地鎮安坊。老鴇李姥見來客闊綽,立即安排李師師來見。
但李師師卻擺譜,等了許久才出來,而且出來後,她也淡妝不施脂粉,對客人不屑一顧。過了好一會兒才拿出古琴,彈起一曲《平沙落雁》。
徵宗為之傾倒,但李師師始終冷面相向。
第二次造訪,皇帝亮出了身份,這一回李師師一笑百媚,彈了《梅花三弄》。
徽宗自此不時派人送去厚賜,為了幽會方便,他還命人從皇宮挖了一地道通達鎮安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