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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下，兩性的“隔雜”和禁止婦女在外面拋頭露面也開始認真地實行起來。
不過，明代雖然不再像以前那樣大肆流行房中書，但此時這類書多以地下方式流傳。
如《某氏家訓》、《素女妙論》、《純陽演正孚佑帝君既濟真經》和《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義》等，它恰恰說明了“性”的強大的精神生殖力——無論怎麼禁止，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這些房中書並不完全照搬前人的書，而是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新的內容，如強調對女子身體和心理特點的理解，介紹防止妻妾間誤解和妒忌的方法；同樣透過黃帝與素養女的對話講出女子的性感受，生活特點與性生活的關係：“回精術”的具體方法和“三峰大樂”的意義等。
這類書本來應屬於道教煉內丹之書，《道藏》中本來也有這類書，但明正統間重印《道藏》時，由於儒教的地位和影響，編者對關煉內丹的內容都統統刪除了。
明代房中書由於不能像唐宋時期那樣，可以公開流傳，因而影響十分有限，但此時的色情小說卻發展迅猛，特別是《金瓶梅》和續篇《隔簾花影》，都是反映明代風俗與一般民眾的性生活的，而且藝術成就也較大。
另外還有一部是《影梅庵憶語》，該書作者冒襄（1611…1693）透過對自己真實生活的記錄，講述他與龐妾董小宛生死相依，纏綿悱惻的愛情，流傳也廣。
較《金瓶梅》有更為大膽和露骨描寫的小說是江南才子李漁的《肉蒲團》，書中極盡江南酒樓妓院之繁華，性病的流行也大量見之於書中。
這類“頹廢小說”正是特定時期的歷史產物：明王朝由盛而衰，北方的滿族虎視眈眈，隨時都可能吞噬這個腐朽衰老的帝國。眼看毫無生氣和希望的明王朝氣數將盡，那些整日在風月場中可以追歡逐樂，在茶樓酒肆附庸風雅的文人墨客意識到這些世俗享樂終將失落，有些人有感於這種宋世的淒涼而隱遁山林潛心佛道，另一些人則變本加厲地沉溺於那種紙醉金迷、荒淫放蕩的生活。正是後者這樣的一類頹廢至極的文人創作了一批以粗俗俚語雜以豔語麗句，不厭其煩地描寫性細節的淫穢小說，如《繡榻野史》、《株林野史》和《昭陽趣史》等。
與這類小說相映成趣的是春宮畫的成熟和張揚。
這類畫的肇始者產生於唐代，當時的春宮圖與房中書脫離之後，到了明代，畫技更加嫻熟，個性更為張揚。
這些畫不再僅僅用於性指導，也用於欣賞和娛樂。儘管明代畫中有春宮畫的瓷器，為男女裸體性交，但明中期較好的春宮畫並不盡裸體，性挑逗的意味也表現得較為含蓄。
春宮版畫中的裸體是在晚明才大量出現的，而且形象逼真，畫面精緻，如《勝蓬萊》、《風流絕暢》、《鴛鴦秘譜》、《繁花麗錦》和《江南銷夏》等。
畫面上撲面而來的頹廢氣息正是當時生活的藝術寫真。
“性的封閉”與“國門炸開”
明代的“頹廢”鏡照出統治者搖搖欲墜的權力金字塔，末世浮華的生活為世人在沉重的“性禁忌”和“禁封閉”壓抑下透露出一塊小小的自由空間。
但滿族征服中國後，中國人的性態度又一次變本加厲地壓抑起來。往昔男歡女愛的歡樂氣氛再次轉變為壁壘森嚴的自我禁錮。
它意在將異族征服者拒之於自己私生活的大門之外，同時也把危險關閉在門內，因此形成後世中國人性心理上的畸形與病態。清皇朝的“閉關鎖門”政策與“性封閉”奇怪地攪在一起，國人穿著長長的衣杉，留著長長的髮辮，每一個都成了一個封閉的怪物。
直到邪片戰爭的船堅利炮轟隆隆地“炸開”了中國的國門，人們才如井底之蛙般幡然醒來。“五四”點起的叛逆之火不僅燒燬了一個腐朽沒落的皇朝，而且也將人們心頭的精神枷鎖燒掉了，“性”的生命力再次張揚起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在“性學”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進步，被譽為“性博士”的張競生寫出了許多有些偏激和反叛的文章。
1927年前後，中國還出現了許多與性知識有關的刊物，《新文化》、《性雜誌》、《性慾週報》、《性三日刊》、《性報》，等等。
但這種“性”的解凍到後來又變得一天天緊縮，到文革達到空前的“禁錮”。
但中國人有著驚人的恢復能力和凝聚力，中國人的生活觀也有著一種沉靜的，頑強而又充滿自信的力量。這種深深地隱藏在中國文化中的潛在的、不可征服的生命力雖有其政治、經濟、社會和道德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