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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兒初次執行牧師的職務。就是在這兒，在1890年3月狂風暴雨的一天，在長老會的牧師住宅裡，亨利·諾爾曼·白求恩出世了——他們的第一個男孩子。
諾爾曼兩歲的時候，馬爾科姆·白求恩牧師調到比弗頓，然後到多倫多，在以後若干年中，還到過艾爾默、盲河、蘇·聖瑪麗、歐文桑德，最後又回到多倫多。可是有許多年諾爾曼都在格雷文赫斯特過夏天。這兒，在馬斯科卡湖裡，他養成了對游泳的愛好。也是在這兒，他開始顯露出對森林和夏日天空的愛好。
白求恩家無論搬到哪兒，家庭生活總很活躍、豐富而且溫暖。有好多年全家愛玩一種識字遊戲。大家聚在一起吃飯的時候，哪個孩子能正確地念出一個生詞並且說出生詞的意思，就得五分錢作為獎勵。通常總是諾爾曼得獎，可是他總把得到的錢跟姐姐和弟弟平分。另一種遊戲是諾爾曼一個人玩的：搬動傢俱。他喜歡按照自己對形狀和色彩的想法重新佈置每個房間。家裡人認為他擔任室內裝飾師未免太早了一點，但是仍然耐心地任從他這種嗜好。
從最早的時候起，他的冒險精神和做外科醫生的志向就被認為當然的事。剛八歲的時候，他就開始做一種骯髒但科學上是必要的工作——解剖蒼蠅和雞骨頭。後來他在解剖方面的調查研究逼得他的母親也做了一番調查工作。有一天下午，滿屋子突然都是刺鼻的氣味。她一直找到閣樓上，發覺諾爾曼正在那兒很細心地從他剛煮過的一條牛腿上把肉切掉。“你在幹什麼？”她吃驚地問他。他簡略地回答：“我在把肉弄下來，好察看骨頭。這些骨頭可以做成很好的標本。”她急忙走開，讓他繼續搞科學研究。那天，他後來把牛骨頭放在後院的籬笆旁邊晾乾。也是在八歲的時候，他鄭重其事地宣佈大家不許再叫他亨利了，而要叫他諾爾曼，並且把和他同名的祖父的外科醫生銅名牌掛在自己臥室的門上。
他在許多城市的不同學校裡受了早期教育，但最後在多倫多的傑斯·凱察姆公立學校和歐文桑德城的高階中學畢業。他快要進大學的時候，白求恩夫婦搬回到多倫多，以便讓諾爾曼，以及不久以後讓馬爾科姆，能夠進多倫多大學。
雖然他們生活過得還算寬裕，可是一個長老會牧師的薪水決不夠供給兩個兒子上大學。諾爾曼在多年前靠送報掙過零用錢，現在又去工作掙錢來繳學費。他在大學食堂裡當侍者，掙的錢付了一年級的費用。以後又在五大湖的一艘輪船上當了一夏天火夫。
接著又在溫索爾幹了一陣新聞記者，其間他發現把字串成文章不但容易而且挺有意思。有一年他沒有上學，在安大略省埃奇利城教書，掙夠了下學期用的錢。他教有些年紀比他還大的學生讀、寫、算，這樣淨賺到三百元錢。另外他還教過一個聖經班，並且在安大略省北部的森林裡當過伐木工人。在那兒做工使他的骨架長寬，肌肉長結實了。他講起當過伐木工人總很自豪，並且多年來珍藏著那時候的一張相片，那是他和四個“真正的”伐木工人的合影，他們都比他高大得多，都有六英尺來高，並且肌肉都很發達。
他現在二十四歲了。他的小鼻子、寬下巴和金黃色頭髮像母親，寬腦門和藍綠色的眼睛像父親。“母親給了我一個傳道家的性格，”他喜歡這麼說，“父親給了我一股要行動、要乾的熱勁。”不知在什麼時候，他養成了對繪畫和雕刻的愛好。他的手長得又長又堅實，使他得意非凡。
他也養成了一種對生活的熱愛。他用手指捏塑的黏泥，塗在畫布上的顏料、任何使他看了喜歡的東西、透過教科書和講堂在他面前展開的愈來愈廣闊的天地——這一切都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
就在這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粉碎了他的種種夢想和計劃，正如對於所有憧憬未來的二十四歲的年輕人一樣。
他還有一年就可以得醫學博士，但是加拿大宣戰的那天他隨即參加了軍隊，在多倫多是第十個入伍的人。他出發到法國去，在加拿大第一師的戰地救護隊當擔架員。
可是不久以後，法國就不再是“美國的法蘭西”，而是一所大停屍房了。他給一個國內朋友的信裡寫著：“這場屠殺已經開始使我感到震駭了。我已經開始懷疑這是不是值得。在醫療隊裡，我看不到戰爭的光榮，只看到戰爭的破壞。”後來在伊普雷，當加軍大批地在敵人炮火下死傷的時候，他給一顆榴霰彈打倒了，左大腿炸得露出了骨頭。這回該輪到他從戰場上給抬走了。由於失血而十分虛弱，頭腦裡留下了傷員的呻吟和震耳欲聾的炮火聲，使他往後在睡夢中也忘記不了。
他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