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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這本書，決不想與誹謗者辯論，也不想對媒體和讀者表白。我只寫自己的內心感受和人生路途。如果有人在所謂的“真實性”上說三道四，我只想說一句：你們已經在全國報刊上編造我的經歷那麼多年，為什麼就怕我本人說幾句呢？難道中國公民自身經歷的真實性，永遠在批判者那裡嗎？
記者：“文革”縱容了人性惡，社會失去秩序，善意和公正被噤聲，大部分人屈從於人性的弱點——對於特殊歷史環境下人性弱點的大規模呈現，後人無法苛求；但時過境遷，有些人的道德良心會不斷反省，比如巴金自1978年至1986年150多篇隨筆結集的《隨想錄》，它提醒人們應該有勇氣剖析自己而不是選擇粉飾。我想問的是，在那段特殊歷史環境下，人性的弱點在你身上多少呈現？時過境遷你對自己的反省結果如何？
餘秋雨：災難會誘發人性的弱點，但也能？煉人格的光輝。請想想，我在十幾年前“仕途亨通”的時候為什麼毅然辭職？為什麼近十年來面對如此狂風暴雨的誣陷，仍然冒著生命危險考察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全是因為從那十年的災難中獲得了人格力量。
我在“文革”中的弱點，《借我一生》的第五卷第二章“那一疊紙條”裡有剖析，結果也必然與人們的期待相反。我寫到，爸爸去世後我發現了他當年在關押地，寫給造反派的很多借條。為了我們全家的生存，他在向暴力哀求。由此我痛苦自省，我畢竟沒有被關押。如果能與造反派關係好一點，爸爸也許就不必那麼苦了；如果我在1968年不拒絕大批判，也許能留在上海照顧可憐的全家了；如果那時跟著寫一些附和文章，也許爸爸和全家能早一點過正常生活。
我的這種反思，是###、古遠清他們完全無法理解的。他們要求我做的“反省”、“懺悔”，萬萬不可答應，就像我們雖然有很多缺點，卻萬萬不可在造反派的批鬥會上低頭交代一樣。巴金先生的解剖是面對君子世界而作的。君子過於自責了，那些人就以為自己是審判官了。
近十年的中國文化氛圍，已經與巴金寫《隨想錄》時更加不同。因此，善良的人們更不可天真。決不能把精神世界的審問權，交給那些人。如果交了，將會把朗朗天地重新變成地獄判殿。
2。文人與做人
記者：除去法律，媒體某種程度上代表社會公正。你說過“平白無故把一個不認識也不瞭解的人在報紙上痛罵，是違反法律也違反道德的。道德本身是經不起推敲”的。也認為“我國傳媒還沒有建立‘對立制衡’機制”。除去“道德缺失”、“媒體制衡”、“圈子保護”三重原因之外，造成你的“堂吉訶德式”的搏鬥和被“文化群毆”態勢的，還有無其他原因？比如你個人行為方式的原因。
餘秋雨：原因很深刻，我自己不便解析。我的行為方式，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慎重選擇的。就像我以前拒絕造反、拒絕放棄學術、辭去院長、冒險遠行、百折不撓一樣，選擇得非常負責，因此也不會動搖。
記者：很多人對你的批判不肯罷休，是因為他們覺得你不夠率真，不肯承認自己在“文革”中有汙點。換句話說，很多批判是針對你的做人方面。包括你經常參加社會活動和出境率高，被認為是內心浮躁、好出風頭。你的某些做法是否違背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文人的要求？如，做人要低調內斂，學者要甘於寂寞等。
餘秋雨：為了討好別人不斷矮化自己的人，才不率真。把自己身上不存在的汙點說成是汙點，既侮辱了自己，也侮辱了天理，侮辱了歷史。我參加社會活動極少，誰見我參與過什麼協會的活動，或出席過什麼會議，或召開過自己書籍的新聞釋出會和研討會？更沒有主動上傳媒，只是應邀參加了三次電視行動：鳳凰衛視的“千禧之旅”、“歐洲之旅”和在中央電視臺的歌手大賽任綜合素質評委。可能做得還不錯，受到了觀眾歡迎，引起了那些人的嫉妒，又刺激了有些人的名利慾望，事情就這麼簡單。
中國傳統文化對於文人的要求，今天中國文化界沒有人在遵守。這只是少數人希望別人息影噤聲的藉口。他們自己如果真是“內斂”和“寂寞”的，怎麼把我這個他們根本不認識的人當作靶子，年年月月在報刊上大喊大叫？他們這麼多人集體高聲地喝令一個人安靜，已經喝令了好些年，那個人至少也能回一句嘴吧：不安靜的到底是誰？
即便是堂堂中央電視臺，歷來邀請我十次我最多答應一次，現在連一次也不願答應了。試想，這種情景落到那些喝令者自己身上，會怎麼樣？《借我一生》有很多篇幅，寫了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