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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師。 其實我與他的關係並沒有胡錫濤先生所說的那樣親密，因為在學校裡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師生之分、年齡之差，以前幾乎沒有說過什麼話。作為一個真正的斯坦尼研究專家，他在文匯報社期間與胡錫濤先生鬧得最僵，彼此很少講話，但是胡錫濤先生關於我和我的家庭的瞭解，都來自於他，可見他們兩個人除了學術爭吵之外，餘下來的談話內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錫濤先生的回憶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師每次談了我之後，都請求胡錫濤先生幫幫忙，能不能透過市裡寫作組的關係，救救我父親，救救我全家。須知，這是一個在學術觀點上寸步不讓的耿直藝術家，居然為了一個並不熟悉的年輕學生，在向自己的辯論對手求情！ 其實，善良的胡錫濤先生當時也毫無辦法，因此在“文革”十年間，我的父親和我的家庭始終未能獲救。 讓我感動的是，徐企平老師從來沒有把這一切告訴我。二十年後我擔任他所在學院的院長多年，徐老師的生活過得並不順心，卻也從未向學院提過什麼要求。見到我只是親切一笑，好像我們從來未曾在艱難歲月相遇。 感謝胡錫濤先生用回憶錄讓我得知，在我陷於災難深淵底層的時候，曾有一雙無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拋投過援救的纜繩。 天下有很多關鍵時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這正像，天下有很多關鍵時刻的傷害，是被傷害者所不知道的。世事繁雜，時間匆匆，重者隱之，輕者顯之，真言如風，偽言如磐，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讀到胡錫濤先生的回憶錄後我立即透過學院的現任領導葛朗先生，快速尋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師。 我為徐企平老師準備了一桌飯菜，人少菜多，他很感驚訝。我舉起酒杯說：“徐老師，這是歸還三十多年前的飯票，我實在欠得太多了。”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師哈哈大笑，說：“飯票？忘了！” 是的，那些飯票，他當時借給我不久，就可能已經忘記了。 對我來說，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飢餓，二十歲的飢餓。 前幾年有一個我不認識的年輕人聽了謠言撰寫誹謗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餓死的那個階段說成飛黃騰達。我本想找來所有借給我飯票的一大堆證人，與他面對面地召開一個有趣的記者招待會，但等見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計劃。回來後很多朋友責問我為什麼如此寬容他，我說，見到他就心軟了——不飢餓的二十歲，油亮亮的二十歲，有權利胡說八道的二十歲，讓我心軟。 更何況，他也姓餘。  ＇返回目錄＇  
冬天的斯坦尼（6）
臨近下鄉，我就不去文匯報社了。自己家裡本多傷心事，又與同班同學一起張羅了一個追悼會，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讓胡錫濤先生流淚的周啟平同學。 周啟平同學原先在宿舍裡與我腳對腳睡。他是一個孤兒，由一位不識字的養母養大，生活艱難，卻愛書如命。他節衣縮食地摳出每一分錢來買書，只要聽到哪個書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書，不管多遠，他都會在課餘時間趕去買來。平日逛街，也只為買書。每買來一本，至少成為全班男同學的盛事，爭相翻閱，有時女同學也會到男生宿舍裡來看看他的書架。那年月好書出得不多，他又受制於經費，一共也就買得半箱子的書罷了。“文革”開始，書店蕭條，他也就無書可買，無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罵世間惡人，清醒時只想書籍和同學，還曾多次託人帶信要我去看他。到他臨終，他的養母已悲痛欲絕，全由我們同學操辦後事。 這個追悼會開得震天撼地，幾乎每個同學都把嗓子哭啞了。原因是；“文革”一來，很多同學像周啟平同學一樣突然成了孤兒，父親找不到了，母親也找不到了，現在又要離開書本、學校，投身荒野。哭周啟平就是哭自己，哭大家。那天上海龍華殯儀館裡的情景，我們班的同學直到幾十年後回想起來，還兩眼發怔。 我為這個追悼會寫了一副輓聯，高掛在靈堂中間： 父親何去？孃親何去？孤身一人走寒冬； 教室空也，街市空也，半箱遺書付狂風。 記得我趴在地上用大毛筆寫這副輓聯的時候，身後已是同學們的一片嗚咽。  ＇返回目錄＇  
冬天的斯坦尼（7）
我的父親在何處，我倒是知道的。 下鄉前又去看了他一次。他單位造反派說，這個人沒救了，居然在關押期間盜竊上級的機密檔案！ 在隔離室見到爸爸後，我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是看了一份造反派遺忘在廁所裡的王少庸關於清理階級隊伍的報告。王少庸是當時上海市的一個領導，被造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