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第1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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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斯坦尼（2）

我本來想到文匯報社隨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師傅說得那樣，但一到那裡，腳被粘住了。 我的腳被粘在報社六樓的陽臺上，眼下，正是百年外灘。 外灘當然來過，但居高臨下地俯瞰還是第一次，那番宏偉靜寂的景象，給了我強烈的震撼。我想，一定是上天知道我要永久地離開上海，便找了一個機會讓我站在這裡，與這座城市最精髓的部位好好告個別。 最震撼我的是，外灘彷彿根本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 我知道在下面細細看去，會有不少政治運動的印記，但從上面看下去，高樓依舊，石壁依舊，江水依舊，堤岸依舊，連那座建造於世紀初的外白渡橋也沒有絲毫變化，一切都屹然冷然，無知無覺。 早晨，江輪的汽笛聲中，一個個還沒有來得及梳洗的家庭婦女急匆匆地提著一個小竹籃到大餅油條攤去買早餐 白天，外灘並不熱鬧，在那裡徘徊俯仰的多數是揹著大包的外地人；晚上，無論是黃浦江邊還是蘇州河邊，都擠滿了一對對談戀愛的情侶。這一切實在是沒有多大改變。附近有這個城市的首腦機構，偶爾會有一些敲鑼打鼓的車輛來“報喜”或“表決心”，吵吵鬧鬧地抹過一筆極左狂熱的倉促印痕。但是，對於這種吵鬧，沿江的情侶們沒有一個會回過頭來觀看，街邊老屋裡剛剛入睡的居民也許會醒，卻嘟噥一聲翻個身又酣然入夢。 我注意了，“文革”給外灘之夜帶來的惟一變化，是江邊一對對情侶背後會出現一些戴著紅袖章、舉著小旗子的老工人。他們見到緊緊偎依的情侶，會用小旗子的旗柄敲一敲柵欄杆，隨口叫道：“分開點！分開點！” 轉過身來回答的必定是那位小姐，用最標準的上海話罵一句“十三點！”美麗的慍怒完全等同於任何時代的上海女人。 這些老工人白天在廠裡很可能是頤指氣使的造反派，但那只是在廠裡，不是在外灘，更不是在外灘的夜間。在外灘夜間，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上海女人美麗的慍怒仍然如雷霆萬鈞。 一種經過反覆除錯的秩序，會構成一種穩定；一種經過時間考驗的生態，會構成一種慣性；一種沉澱著文化的規則，會構成一種防衛；一種蘊涵著人性的習慣，會構成一種氣氛。這一切，正是上海讓一切革命者頭痛的地方，也是上海讓一切極左派惱怒的地方。他們發現，全城的資產階級可以低頭，滿街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卻很難整治；上海的政治身份可以改變，上海的文化生態卻很難動搖。正因為他們討厭的是文化生態，所以搞起了一場以“文化”為名的革命，而且偏偏在上海發起。那些天，我在上海外灘的夜間，找到了這個秘密。&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冬天的斯坦尼（3）

與窗外的一切相比，報社屋子裡的事情就顯得非常瑣碎了。 報社文藝組的幾位編輯找了我們幾個比較空閒的專業人士來討論舊俄戲劇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簡稱斯坦尼）的表演理論體系，本是想為報紙弄一兩篇文章發發的，我們幾個也這麼想。後來知道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青年教師胡錫濤先生也準備寫一篇評斯坦尼的文章，只是不太懂表演，想讓我們幫他做點文字準備和專業諮詢。他當時已參加市裡的一個寫作組，地位有些特殊，但我們這些專業人員都不知道深淺。結果，只要一討論斯坦尼體系，專業人員就與胡錫濤先生對立起來，而且越來越嚴重。 這事回憶起來十分有趣。我們這些人，為什麼對於造反派聲色俱厲的批判毫不在乎，反而對胡錫濤先生文質彬彬的觀點如此抵拒呢？原因是，造反派的批判沒有進入文明的底線，根本無法建立一個對話（包括吵架）結構，而胡錫濤先生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