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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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目光中充滿了自得，只好自嘲地引用了當時的一句熟語：“不是說，讀書越多越愚蠢嗎？” 他笑了，說：“不要太灰心，你還年輕嘛！” 以後好些日子我天天聽他講“語文差錯”，實在受不住了，便動了一個不太厚道的腦筋，心想我的同班同學榮廣潤脾氣特別溫和，比我更有忍受力，讓他來替我抵擋一陣吧。主意一定，便找到禿頂的邵師傅說，我的語文差錯給工宣隊帶來那麼多麻煩，於心不安，因此隆重推薦在這方面成績比我好得多的榮廣潤，來寫勞動進度簡報。 “比你成績還好？”禿頂的邵師傅有點驚訝，又有點興奮。 “是啊，比我好多了，尤其在語法和修辭方面。”我說。 “那就讓他來試試吧。”邵師傅立即憋足了勁，準備對付榮廣潤的語法和修辭，狠命“咬文嚼字”一番。 幾天之後，榮廣潤哭喪著臉向我直搖頭，說：“全是你乾的好事。” 我央求他：“你千萬要耐心頂住。” 直到很多年後才明白，我當時的這種態度是錯誤的。倒不是對不起榮廣潤，而是對不起文化。 任何帶有顛覆心理的文化騷擾者總是竭力裝扮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文化判官形象，以此來搶奪顛覆權力。對此我們不應採取不屑理會的遊戲態度來諱避。據說戲劇大師周信芳先生對於各種政治陷害不予抗辯，有一次卻對一個專來批判他在演唱方式上有諸多差錯的造反派狂徒怒喝一聲：“去！” “文革”後期有一個臭名昭著的“考教授”運動。一大批工宣隊員、造反隊員一定要考出個“高貴者最愚蠢”、“知識分子最沒有知識”、“讀書越多越愚蠢”的結論來，全都翻著《赤腳醫生手冊》考醫學教授，翻著《學生小字典》考國學大師，據說也考出了成百上千的“常識錯誤”，教授們受盡屈辱之後，終於投以鄙夷，投以呵斥。 這些老人都比我勇敢。 對於那個禿頂的邵師傅，我本該站在文化的立場上訓斥他幾句的，壓一壓這個失學狂漢的無知，他又能怎麼樣？可惜我放棄了，真有點悔恨。 當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條應該守護的文化防線。&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最好的txt下載網

關閉的窗戶（6）

情況似乎悄悄有了一點轉機。 林彪事件後，很多在“文革”初期打倒的老幹部和知識分子都逐步解放了，恢復了工作，毛澤東主席出席了一度被批判的陳毅元帥的追悼會，外交上又出現了一系列突破…… 有一次我回家遇到爸爸，想起從農場回來後雖然已經見過幾次面都還沒有長談，就問：“爸爸，我去農場幾年，你還好嗎？” 他說：“你走的這幾年，我的思想倒是有不少提高。” “爸爸——”我慌張地看著他，怕他說出受造反派幫助而轉變立場的話來。 他沒有在意我的眼神，低著頭繼續說：“我發現以前相信的很多東西，都錯了。比如階級鬥爭，總以為真像報上說的那樣非常嚴重，現在我做了幾年打倒物件才明白，這是幻想出來的。我在隔離室裡，不管是喝水還是看報，不管是嘆氣還是咳嗽，不管是腳步輕一點還是重一點，都算是階級鬥爭新動向。” 聽他這麼說，我就放心了，說：“這是造反派的招數，永遠是捕風捉影、劍拔弩張。” “不！”爸爸否定，“我不是在說造反派，而是在說我自己的過去。我們單位革委會結合進來兩個原來也打倒過的幹部，思想路數也與造反派差不多，只是不打人罷了。” “你是說，被造反派打倒過的幹部，思想路數也可能與造反派差不多？”爸爸的這個反思讓我驚訝。 “差不多。”他肯定地說，“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我們都左。” 記得在農場時魏主任問我與學院造反派對立的原因，我想來想去，只能說是行為作風上的分歧，而不是在什麼根本主張上。這是我的切身體驗，可以印證爸爸的反思。 “是啊，”我說，“如果有一個造反組織，不打人，不抄家，不給人戴高帽子游街，比較講道理，我也有可能參加。只不過，如果我們審查人，會比較重視證據。” “不一定。”爸爸又一次提出了否定，“只要整人的風潮沒有停止，什麼都是證據。” 他的這句話，我當時沒有完全聽懂。 既然說到這裡了，我就問：“你自己的問題究竟怎麼樣了？” 爸爸一時呆住。 “現在形勢變了，他們還在說你有什麼問題？”我繼續問。 “大概還是反對毛主席吧。”他說。 “怎麼反？”我問。 他又一次頓住，然後喃喃地自言自語：“是啊，我怎麼反的呢？怎麼全忘了？”皺了一陣眉頭，說：“好像與陳毅有關。” “毛主席都參加陳毅追悼會了，你為陳毅講話有什麼錯？去找他們！”我慫恿著。 沒想到一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