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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路人立即打110專線電話報警，很快就有救護車把他送到附近的同濟醫院搶救。 老人在脫離危險後被包紮，瘦削的臉上纏著繃帶，繃帶上滲著血跡。白髮凌亂，衣衫不整，言語遲鈍。醫務人員一時問不清他的身份、住處，便讓他一個人蜷縮在病床上，等待家屬來尋找。但是，他們估計，這更可能是一個沒有任何人來尋找的年邁流浪漢。 這就是我爸爸。 那天，爸爸、媽媽一起上街，媽媽拐到一家雜貨店買東西，爸爸不願意在店門口等，就獨個兒穿越馬路回家了。媽媽在店裡，完全不知道路上發生的一切。她只知道爸爸已經回家，便放心地一家家商店連著逛，這是她一生中最後悔的一次逛街。 終於，躺在病床上的爸爸發出了輕微的聲音。護士一聽，是一串號碼，而且聽起來很像是電話號碼。照著一撥，找到了我的弟弟。 當時，我在北京，我的妻子在另外一座城市。等到我們回到上海，知道情況後急急趕去探望，爸爸居然能起身，站在那裡迎接我們。 摔了一跤，一番折騰，本來已經是一把骨頭的爸爸顯得更清瘦了。他穿了一身舊中山裝，頭上戴著一頂帽子，壓住了包傷口的紗布。我摘下他的帽子看了看，便問起出事那天的種種細節。爸爸口齒清晰地敘述著，我聽了一會兒便開始走神，總覺得今天的他，是從遠處走來的。 遠處？哪兒呢？我疑惑了。 我一遍遍重新打量著爸爸，終於明白，問題出在那身舊中山裝。爸爸這些年像一般老年人一樣一直穿那種休閒式的布夾克，我們看慣了，今天，他大概怕自己受傷後的衰相讓我們擔憂，才特地換了一身舊制服。這一換，他就回到了三四十年前，那時的他，基本就是這個模樣。而且…… 我從椅子上猛地站起身來，一步走到爸爸跟前，用手去摸他穿著的舊中山裝，特別是摸那肩。媽媽在旁解釋道：“他受傷後怕冷，這件舊衣服厚一點。” 我的手已經摸到了舊中山裝肩上的那塊漆漬。不錯，深棕色的，像臺灣地圖！ 我再一次打量了一下爸爸，輕輕嘆一聲：“這衣服，四十多年了！” “四十多年？”我妻子大吃一驚。 “那時他被選為人民陪審員，做了這套制服，穿上的第一天就沾上了這塊漆漬……”我想說下去又語塞了。我不能當著爸爸的面告訴妻子，“文革”中爸爸曾在隔離室幾次索要這套制服，準備穿著它自殺。 但我還是說了下去：“一九六八年我下鄉前到隔離室與爸爸告別，爸爸就穿了這套衣服，人也像現在那麼清瘦，這也三十多年了……” 我這一說，爸爸和媽媽像突遭雷擊一般，剎那間成了泥塑木雕。 爸爸終於回過神來了，低頭看了看這套舊制服，自言自語地問：“是這一套？” 我面對穿了這身舊制服的爸爸，壓抑不住要說一句話，這是幾十年前面對這身制服時該說而沒有說的。我說：“爸爸，你很了不起，面對暴力，強硬不屈。” 爸爸眼中又出現了我們過去見過的神采，但很快又黯下來了，他輕聲說了一句：“我這種態度苦了你們，苦了全家。” “沒有！”我說，“你和叔叔帶了頭，我們也跟著一路強硬下去，反而簡單了。” 我與爸爸常常見面，但與這套制服的最後一次見面卻隔了整整三十四年。那次站在這套制服前的我強硬到什麼程度，本已淡忘，不久前卻被胡錫濤先生的那篇回憶文章重新攪起。現在連我自己也無法想象了，一個立即要以自己的體力勞動養活八口之家的年輕人，怎麼可能會在下鄉前的極度卑微、極度飢餓中，堅持最後一分鐘的學術立場，讀完最後幾頁英語經典？ 這真是二十二歲的我？ “你下鄉前一天到隔離室來看我，手裡還拿著一小束白花。”爸爸說。 “白花？”我完全忘了。 “造反派指著那束花對你說，不能給打倒物件獻花。你說，你是到古北公墓去獻給叔叔的。” 這下我想起來了，說：“是的，匆匆忙忙看了你，就去古北公墓。當時覺得路很遠，要換公共汽車，中間在虹橋路上等了很久，冷得縮肩跺腳，就是現在上海市中級法院那裡……” “中級法院搬到那裡去了？”爸爸問，“我做人民陪審員的時候，中級法院在福州路外灘。” 他這麼一說，我又想起，家裡誰也沒有見過他在法院當陪審員的樣子，只記得他穿著這套制服做“被審員”。不是被法院審，“文革”時期沒有正規法院。他的法院在外灘，那簡直是一個太遠的夢了。 我又看了一下爸爸。爸爸垂著眼，但制服看著我。 眼前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影象。兩個血性漢子，兩個餘家長輩，一頭是隔離室，一頭是墓地，我站在中間，寒風刺骨，手上拿著一小束白花。 現在，這地方造起了一座法院。 法院…… 如果一直有真正的法院，災難能避免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