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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關係壓抑過度，這是個事實，對文先生的處理或有失當之處。面對李輝的質詢，諳熟水墨虛實之道的文老把事情說得煙雲滿紙：“那是一個混亂的年代”——也算“筆不到意到”了。本來世人念其老邁、憐其狼狽，於一笑一嘆間放他過去，才是標準的中國恕道。怎奈這些年烏煙瘴氣的各路精英坑蒙拐騙，把中國折騰得跟白溝似的，大家怨久恨深，藉機宣洩一下也屬正常。其實，坐牢的事，如果文老三十年來一直謹守“混亂年代”的中性口徑，又何至於有今天呢？可文老沒有，他不滿足於零，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變廢為寶，把負數變成正數，而且是好幾位的正數。在後毛時代，坐共產黨牢的經歷實在太有意思了，6是“廢”是“寶”，全在一句話。這個道理牢裡出來的普通“佛爺”（盜竊犯）和“杆兒犯”（流氓犯）未必不懂，只是懂了也沒處用。但對於經歷了茶澱、天壇河7的才子詞人，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們如今生活在所謂的“注意力經濟”中，“注意力經濟”的主體是媒體，“媒體”用阿寶、帕瓦羅蒂的嗓門加工人物、包裝是非，有著驚人的槓桿放大作用——踩就踩死，捧就捧死。面對這樣神奇的鐵槓杆，“仁人”含量低的人不是膝關節一鬆就是眼前一亮，趕緊把入獄的原因從偷東西玩女人改成反集權爭自由。我不敢說文老一定是這麼回事，但如果文老真是這麼回事也不足為奇。這其中有性情的弱點，更有時代的特點。社會劇變如改朝換代，總為改頭換面、重新做人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從前搶的東西不用還了，從前甩的老婆不算甩了。*之後，“被*耽誤了”一度成為流行語。真實情況雖然大體如此，但也的確不盡如此。有個朋友在人前總控訴*耽誤了他上大學，但在人後他也覺得像這樣欺負*有點過分，有回跟我坦白：上小學時數學就已跟不上，勉強上了初中，幸虧爆發了*，否則根本畢不了業。我住的院子為科學院宿舍，是“老九”成堆的地方，*中有戶人家除了“革烈”，幾乎把“紅五類”（還有“革幹”、“革軍”、“工人”、“貧農”）都當遍了。*之後的某一天，我聽那家阿姨涼衣服時又在浩嘆：唉，誰讓咱們是臭老九呢！當年的“傷痕文學”既為文學，想必是“高”於生活的。後來的“傷痕口述史學”，包括那些文化老人和李輝聊的往事，誰又知道哪段不是“多”於生活呢？錢鍾書先生當日譏諷的“創造性回憶”，應不是泛泛而論。
對個人經歷搞點美容，這事放在範跑跑跑得氣壯山河、就彷彿奧運金腿凱旋歸來的今天，其正面意義也許還要大於負面意義呢。我一直認為，從畜到人、從真小人到真君子的文明進化史，其實就是“偽”君子逐漸從人為走向自然、從虛假走向真實的漫長過渡。能一蹴而就成為英雄的畢竟是少數，透過裝英雄而學英雄才是人人可行的大道。在這條大道上，偷工減料、以次充好的情形都屬正常。8但話說回來，偽君子雖然高於真小人，但畢竟矮於真君子，一個健康社會的獎懲機制不應對姚明和武大郎一視同仁。因此而搞些突擊抽查，撕開褲子現出高蹺的工作也很必要，否則太讓顧準、張志新這些真英雄吃虧了。說到這裡應該說說梁漱溟老先生。梁老先生建國初與毛交惡、尤其是當面頂撞毛的“英雄事蹟”曾在1980後期廣為傳頌，文化界新聞界一時將他愛不釋手。卻不料老先生臨了淡淡地來了句“當時我哪兒敢？”我一直在想，他當時說這話究竟是說給誰的呢，是眼前的那些追星族呢，還是從孔子到其父巨川先生那群山一樣的先賢呢？後來我還注意到，梁先生說自己古文不行，有時斷不了句。這樣坦蕩誠篤的君子胸懷，足以成為我等俗人道德苦旅中的路燈一盞了。9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文懷老及五種人（3）
文人
梁漱溟先生自言不善或作文，或不喜舞文弄墨。至於原因，我忘了原話，無非“一為文人便無足觀”吧。他大概看不慣歷來的文人心眼活、筆頭靈、說漂亮話太容易了。此事想必與家風有關——基因也說不定。梁先生的尊人巨川先生晚年憂憤國事，於1918年自沉於積水潭，遺書中有“我之死，非僅眷戀舊也，並將喚起新也”。據說巨川先生平日好讀兵書與賢臣奏章，他的文字我所見不多，的確滿目風骨，質勝於文。父子二人看來都屬於較純粹的仁人。不過像這種單一的人格構成並不普遍，傳統讀書人多為仁人與文人兩套甚至多套人格及價值的組合。至於組合的方式和效果，那又因時地因人事而異了。文老曾“以後人身份”祭拜過的文山先生，就是典型的二合一。《宋史》說文天祥“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