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智慧與風情--閒話清朝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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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寶楨根本就不吃他這一套，在未知請來的朝旨內容的情況下，“欲先論殺之”。結果被一地方官極力勸止，後朝旨到，“乃以八月丙午夜，棄安德海於市，支黨死者二十餘人。”從以上的記敘看，這一事件相當曲折迴環、驚心動魄。安德海和丁寶楨兩人，一個是朝廷代表，一個是地方大員，三番五次地在“死”與“活”中穿梭，但終歸的結果是，――安德海死了，並且死得很慘。這似乎是一個象徵：在地方官員權力日熾的現狀下，即使是欽差的“命”，朝廷也難以保住。――朝廷的弱勢地位由此可想而知。

在這一事情上，值得玩味的是朝廷和地方官員各自不同的心態。聽說丁寶楨殺了安德海，時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是興奮莫名，連聲稱羨：“稚璜（丁寶楨）成名矣！”當時的地方官領袖曾國藩更是激動異常，說：“吾目疾已數月，聞是事，積翳為之一開。稚璜，豪傑士也！”地方官們意氣風發的語句，展示了他們對朝廷的態度。而朝廷的做法是什麼呢？廷議給安德海所列的罪名是“太監不得出都門，擅出者死無赦”。事實上，安德海是奉皇太后（慈禧）的命令去廣東辦事情的，壓根兒就沒有“擅出”。朝廷之所以給他羅織這個罪名，實則是懼於地方官員的“威力”，不得不從之罷了。

地方官員“威力”的積累和朝廷勢力的衰弱，一般是由於戰爭（如太平天國）的原因。當戰爭發生，朝廷無力對抗，地方官員乘勢而起，在維護朝廷命運的同時，自己也增長了力量。而朝廷要倚重地方官員對付反抗者，不得不對其順之從之，時光一長，這種態勢便成為固定模式，沒有辦法扭轉。有清一代，自曾國藩、胡林翼時起，“各省自司道府以下，罔不惟督撫令是聽”，朝廷的意旨，倒反而顯得疏遠了。由此，地方官員的聲勢也就越來越大。不管是人事權、財經權，還是其他一些原本屬朝廷直管的事情，都由地方官“代管”了。地方官權力日大，態度便愈蹇慢。《光緒朝東華錄》載：“外省督撫監司，玩法任性，驕蹇如故。其被劾（彈劾）來京，稍不如願，即中途託病，罕有至者。”朝廷的控制力在這樣情境下喪失殆盡，一點威懾力都沒有了。對此，光緒帝也只能在詔書中不斷地慨嘆：“朝廷以股肱耳目相寄，而諸臣以因循欺飾相報，受恩深重者何忍出此！”言語間，透露的是一種毫無辦法的憤怒和悲涼。可有什麼用呢？

在封建體制下，中央不能集權，地方權力過大，往往是渙散的象徵。清朝從曾國藩時期的中興始，沒有持續多久就又陷入困局。――對於當時的情形來說，當“胳膊扭過了大腿”的時候，也許並不是什麼好事。

莫道儒者不刻薄

莫道儒者不刻薄

在日常生活裡，我們形容某個文化人時，常會說一個詞──“知書達禮”。應該說，這確實是對我們平日生活經驗的一種概括，從總體上來說，讀書在某種程度可以讓人深刻、讓人寬容、讓人富有內涵。可這也並不是絕對的。知書未必就能達禮。就連蒲松齡、紀曉嵐這樣的受過儒家正統教育的知識分子，對一些同類的諷刺看上去是那麼地不遺餘力，這翻翻《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就知道了，他們的刻薄俏皮絲毫未讓市井小兒。

蒲松齡喜借狐鬼的聰慧來反襯某些知識分子的愚笨。他的《狐聯》描述有個焦姓書生在園中讀書，半夜時分，兩位美女婀娜前來，一位十七八歲，一位十四五歲，“顏色雙絕”。焦生倒是正人君子，對於兩位狐仙的*，“正色拒之”。兩女無奈，“知不可動”，只好在文字上取勝場，於是說：“你是名士，我有一個上聯，請你對下聯，這上聯是：戊戌同體，腹中止欠一點。”焦生凝思半天，想不出來，美女嘲笑道：“名士就是這樣的嗎？我替你對吧：己巳連蹤，足下何不雙挑。”一笑而去。這副對聯，工整乖巧，既是諷嘲，又含引誘，意涵甚深，也相當委婉地表達了蒲松齡老先生對當時知識分子的揶揄─名士不過如此嘛。《司文郎》是蒲先生的另一佳構，刻薄中泛著一點苦澀。故事說，有一個盲和尚，天生有種特異功能，只要把文章燒給他聞，他就能知道好壞。有個餘杭書生，為了驗證和尚的功力，先是將一些名家的文章燒給他聞，和尚馬上嘆道：“妙哉！”於是又焚了自己的文章給他聞，那和尚聞了，不斷咳嗽，趕緊求饒：“這麼差的文章，不要再讓我聞了。實在是受不了啦，如果再燒的話，我只有嘔吐了。”可叫人大跌眼鏡的是，餘杭生竟得高中。這故事表面是在諷刺讀書人，實際上把矛頭指向了當時的社會評價機制。雖謂刻薄，卻富深長韻味。

蒲松齡之後，談狐說鬼者漸多，但講得有彩頭的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