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國經濟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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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縮小區域差距轉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向沿海傾斜的局面。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向沿海傾斜的戰略方針，是基於黨中央對逐步趨於緩和的國際形勢的判斷，認為“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題”的前提下提出的。當時主要有兩方面戰略舉措：一是從“六五”以來國家投資重點逐步由內地向沿海地區轉移，到“七五”時期，傾斜力度更大，而進入90年代，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推進過程中，由於經濟運作方式的差別，直接導致區域之間資源配置的進一步失衡；二是透過率先在沿海地區開闢經濟特區、開放港口城市和經濟開發區，賦予這些地區在財政、稅收、信貸、外資、外貿、金融、價格等方面較大自主權，並給予特殊的優惠政策，進入90年代，由於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推進，沿海和內地之間市場化程度存在事實上巨大的差距，整個經濟執行在區域層面表現為較強的“雙軌性”。這些政策不僅極大地刺激了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而且拉開了沿海內地的差距。不平衡發展戰略之所以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根本原因在於兩方面的不協調：其一是區域發展的政策措施配套不協調。中國實施不平衡發展戰略，主要目標是想達到“榜樣示範”和“先進帶後進”的效果，但這不僅需要區域相互開放和形成高效的“聯動效應”的空間傳遞機制，更重要的要保證國家政策的公正性和在提高效率促進發展之時保證對公平目標的兼顧，這需要國家投資政策和區域補償制度體系的科學合理性。中國放權讓利式改革的推進，導致地方政府的權力擴張，中央政府在這方面很難協調好；其二是區域產業結構沒有形成協調分工發展。區域發展形成“先進帶後進”的局面，必須形成區域之間科學的產業轉移機制，而這種轉移機制的運作需要區域之間形成“梯度產業分工”，按照現代產業經濟理論的概念，即形成“雁形分工結構”。即如在空中展翅的大雁，之所以能夠不斷前行，因為其領頭雁在不斷的變化：從領頭雁位置退下的大雁，就自然的轉移到後面，而後面的大雁則肩負起開道任務。產業發展同樣如此，一個國家的產業必須能夠實現產業之間的這種科學的產業轉移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協調共進態勢。而中國由於實行“放權讓利式”改革，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放權之時，缺乏全國統一的、打破區域分割的政策和體制與之配合，地方由政府主導的投資衝動和市場分割就成為中央政府難以有效控制的區域發展局面，這不僅導致國家經濟“放亂收死”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導致各地區“大而全、小而全”的經濟發展戰略，直接導致區域經濟發展的嚴重產業結構性趨同。但由於政策差別，導致地方政府在職權運作上的差別，產業結構層次及其建構方式存在巨大差別，由此又進一步加劇區域之間的差距。為什麼國家的不平衡發展戰略同樣沒有實現國民經濟整體的協調共進呢？其主要原因仍然在於政治因素。如果說平衡發展戰略的實施是出於國際環境和生存安全問題的考慮，那麼，“不平衡發展戰略”的實施則主要是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原因有以下幾點：其一，1978年，國家開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在保證政治穩定的前提下如何實現經濟的高效率增長，就成為當時的難題。當時的主要問題是國家計劃統得過死導致經濟活力不足、效率低下。如何實現效率提高，政府並沒有現成的方案，於是，出於風險和阻力的綜合考慮，中國改革從農村起步。農村改革的成功，與其說為城市經濟改革提供了經驗，不如說為改革提供了直接的生動的現實案例支援，從而使改革由社會認同促成上層的認同，使改革得以順利推進。其二，改革是一種權力和利益結構的再調整，是“一次革命”，因此，改革的道路不可能沒有阻力和風險。正是出於對風險、阻力的綜合考慮，中央政府選擇不平衡的發展戰略，優先發展沿海地區。這樣選擇的動機與優先選擇農村改革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為，中國沿海地區不僅工業基礎紮實，而且觀念也相對開放。先從沿海地區試點，再根據改革效果決定如何逐步向內地推進，以保證國家改革程序的政治和社會穩定。改革程序從總體上呈現“外圍—核心”態勢，主要是這種戰略意圖的體現，中國的開放格局更為清晰地體現了這一戰略意圖。從總體上看，中國改革取得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但付出的代價也是比較大的。改革是“一場革命”，這就決定改革本質上講是無法擺脫“帕累托最優困境”。因此，穩定就成為改革推進中十分關鍵的問題，尤其是國家經歷了經濟的大幅波動和政治風波之後，穩定就成為政治左右經濟改革的自然邏輯選擇。但由於國家沒有隨著改革建立相應的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