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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資本。
農村問題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
我們的問題可以簡單表述為：1。落後本質——小農經濟2。興奮之路——農業合作化3。權宜之計——土地承包4。光明之路——農業產業化5。根本出路——市場化6。根本措施——計劃配置，市場化運作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國家自立的基礎，農業、農民、農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根本問題。沒有農村的穩定和全面發展，就不可能有整個社會的穩定和全面進步；沒有農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國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這是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農業不僅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活資料，是人類生存的基礎；而且為工業和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生產所需要的原料，是許多產業賴於發展和繁榮的前提；農業和農村還是工業品的重要消費市場，是國民經濟各部門實現良性迴圈的重要一環；農業和農村經濟還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農業不僅是基礎產業，也是最有前景的產業。
中國的許多社會經濟問題均導源於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當前，經濟執行中暴露出來的以需求不足為特徵的矛盾，是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矛盾的外在表象。從本質上看，買方市場的形成，不是產品的絕對過剩，而是作為消費主體的農民購買力低，農村城市化滯後，農業的生產方式和農民的生活方式落後。
農村處在什麼地位—歷史視角的分析
城鄉關係，是任何關注中國經濟問題的人所不容忽視的核心問題之一。但城鄉關係為什麼處在一種不平等的發展態勢？這種態勢又是怎樣發展過來的呢？中西之間的城鄉關係有沒有區別？
1。超限度的剝奪—…城鄉關係的歷史反思城市和鄉村分離並作為人類的不同聚居態並存，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引起的社會分工所導致的結果。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物質勞動與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隨著人類社會第一次社會分工的發展，以農業生產方式為主的人類群體聚居的初始形式——氏族公社逐步得以形成和確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逐步產生了剩餘產品並在此基礎上逐步產生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人類群體聚居態也隨之發生了深刻變化，逐步出現了“築城以衛君，造廓以守民”，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主要功能的城廓；其後，人類社會第二、三次社會大分工則進一步改變了人類聚居的狀態，逐步形成以“國中為市”的固定商品交換場所和手工業者聚居地的“市”。從此，人類社會系統（聚居系統）開始了逐步從無城無鄉的同質集合體向城鄉有別的異質結合體的演變，城鄉對立統一的歷史由此開始。
最初，城市居民還沒有同農業完全脫離，“在古代社會，城市連同屬於它的土地是一個經濟整體”。但是，進入奴隸社會，城市就成為奴隸主貴族、大商人、高利貸者和國家官吏的聚居地，他們利用國家機器，殘酷地剝削和壓迫從事農業生產的奴隸，從而逐步形成城市對鄉村的支配地位，形成了“都邑”和“鄙”、“野”之間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城鄉之間出現了對立。這種對立鮮明地反映出：“個人屈從於分工、屈從於被迫從事的某種活動，這種屈從現象把一部分人變為受侷限的城市動物，把另一部分人變為受侷限的鄉村動物，並且每天都不斷地產生他們利益之間的對立”。進入封建社會後，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事農業生產的奴隸變為農奴或農民，並相應地引起人類聚居狀態發生變化。一方面，城市和鄉村在規模、組織結構形態和功能上的區別日趨加大；另一方面，城鄉之間的對立在逐步加深。儘管各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水平、政治體制各不相同，而由城市對鄉村實行剝削和壓迫導致的城鄉對立日益嚴重，則是其共同特點。但令人奇怪的是，中西方城鄉關係在封建時期卻表現出巨大的差別。
在中世紀歐洲，城鄉關係表現特殊，鄉村莊園裡的封建地主在政治上統治城鄉，而城裡的富商和高利貸者則透過不等價交換和高利貸手段在經濟上殘酷剝削鄉村。城市平民為擺脫封建領主的統治，從十一世紀起就開始了綿延不斷的“城鄉之戰”，後來這種戰爭愈演愈烈，逐漸發展成為反對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鬥爭，對促進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城市一開始就是作為“經濟結構上的贅疣”出現的，城市的興起與其說是源於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是工商業的聚集地，不如說是封建統治的神經中樞，是封建統治階級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