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國經濟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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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彌補市場調節的失靈，使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都得到必要的發展。當然，由於微觀規制範圍的內容及其產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經濟成熟程度各不相同，因而，微觀規制的方式乃至程度也不是同一的。

3。宏觀調控：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干預經濟學上的“宏觀”，是指國民經濟中的總量，主要是總供給、總需求以及總價格、總就業量等。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干預，或者說，宏觀調控是指國家運用經濟政策對這些總量進行調節，促進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以實現經濟的平穩增長。

與上述兩種國家的經濟職能不同，宏觀調控這一經濟職能並不是與國家共生的，而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出現的。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歷史長河中，單個經濟之間缺乏聯絡，沒能形成彼此互相影響、互相牽制的社會總體經濟，因而不存在宏觀調控的必要。宏觀調控作為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以生產高度發展、存在廣泛社會分工的社會化大生產的社會為前提的，是以商品經濟獲得相當充分的發展為前提的。在這樣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全部生產都已社會化，全部消費——生產消費和個人消費——也已社會化；社會生產總體的產品構成社會總供給，這些有支付能力的消費構成社會總需求。同時，由於商品經濟固有矛盾的發展，總需求和總供給又往往處於非均衡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緩解由此爆發的生產過剩的危機，保證經濟的平穩增長，國家才需要對總需求和總供給進行調節，使兩者趨向均衡。顯然，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高度發展必然產生的經濟總量失衡的產物，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特有的經濟職能。

宏觀調控的物件範圍是宏觀經濟執行中的經濟總量，是總供給和總需求。對總量的調節，有可能對不同行業、部門產生程度不同的影響，但是，它的目的並不是針對某些行業或部門，並不是要支援或抑制某些產業的發展。宏觀調控的目的是促進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以保證現有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至於這些資源如何按社會的需要分配於各個生產部門，則是由市場來調節。宏觀調控並不是代替市場調節的資源配置方式，而只是為市場對資源的最佳化配置建立必要的條件。

在西方經濟學中，一般並未將宏觀調控和國家干預區別開來，甚至往往用國家干預的提法來取代宏觀調控。例如，為宏觀調控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的《通論》中就是這樣。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其歷史原因。在凱恩斯之前，佔居主流地位併成為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據經濟學，是以反對國家干預、主張自由競爭為特徵的。他們所反對的國家干預，當然並不是指國家對一定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的干預，並不是指國家對市場經濟的維護，即上述第一類國家一般經濟職能，也不是一般地反對國家對個別行業的干預，例如他們就曾主張國家應興辦公益事業等。事實上，在自由競爭制度確立後，國家對微觀經濟的干預己被限制在必要的範圍內。這時，他們所反對的國家干預，主要是指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干預，其理論表現形式就是堅信供給創造需求、從而總供給衡等於總需求的“薩伊定律”：這個“定律”否定了宏觀調控的必要。凱恩斯也並不是一般地反對自由競爭，他與傳統經濟學的區別只在於國家是否應對宏觀經濟進行干預。凱恩斯把自己首次提出的宏觀調控直接稱之為國家干預，正是標誌出他與傳統經濟學的根本區別所在。如果說宏觀調控和國家干預的混同，並未對西方國家產生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迷誤的話，那末，對於中國來說，情況則有所不同。首先，不能把加強宏觀調控一般地理解為加強國家干預。宏觀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市場經濟國家任何時候都需要關注和加強對經濟總量的調控，而除宏觀調控之外的其他國家干預，則應有區別、有限制地加以採用。這類國家干預的措施，其性質屬於維護新的關係和體制的應予加強，維護過時的關係和體制的則應取消，即使在當前尚需保留，待條件成熟後也應取消。總的來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機制的完善，除宏觀調控以外的國家干預的範圍和作用會逐漸縮小。所以，與宏觀調控不同，不能一般地、籠統地強調加強國家干預。其次，中國曾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歷史上又沒有存在過成熟的市場經濟，因而人們往往熱衷於、也習慣於計劃經濟下國家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全面而直接的干預。如果混同宏觀調控和國家干預，把加強宏觀調控置換為加強國家干預，那末，輕車熟路，就極有可能導向計劃體制的復歸。因為，計劃經濟正是國家干預得到強化的標本模式。可見，在中國，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