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國經濟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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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金融的控制程度如何？

從嚴格意義上講，1978年前，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金融和貨幣，當時政府構築國有金融部門的目的“是為了使其成為國有企業的資金供給部門，也就是說，國有金融安排是政府專門為國有企業融資方便而設立的配套制度安排”

關於金融組織地位變化的衡量，金融發展理論的鼻祖戈德史密斯提出用金融中介比率來表示。從統計上說，金融中介比率在流量方面就是由國內金融機構在一定時期內所獲取的國內非金融部門和國外部門發行的金融工具淨額佔發行總額的比率，在存量方面則表現為金融工具總值除以某一特定時期內國內金融機構所持有的國內非金融部門和國外發行的債務與股權證券的市場價值之商。為測定擴充套件的金融組織在整個金融發展過程中的地位變化，我們可以把金融中介比率分為銀行金融中介比率和其它金融機構中介比率，而前者又可以分為國有

銀行金融中介比率和其它商業銀行金融中介比率等。這些指標透過各金融機構持有資產佔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重來衡量，以此來衡量中國擴充套件的金融組織地位變化狀況與政府對金融控制變化狀況。

上述分析實際上說明了一個問題，即中國的金融發展，並沒有隨著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提高而獲得真正的發展，也就是說，政府對金融的控制程度並沒有明顯的削弱，只是原有制度框架下一種形式的擴充套件，而非實質內容的變化。一方面，從金融制度體系變化看，到1988年為止，中國初步形成了相對完備的金融體系，而正是這種體系的政府控制弱化導致隨之而來的金融秩序混亂和整頓，1993年後金融迅速發展，不僅國有金融迅速發展，非國有金融也得到迅速發展，經濟的貨幣化程度提高和金融資產迅速擴張。更為重要的是，1993年設立貨幣政策委員會和成立政策性銀行，1995年建立了真正的中央銀行體制，1998年設立中央金融工委和九大跨省分行的成立，這一系列的事件表明中國金融逐步由政府控制轉為政府調控的基本軌跡。另一方面，金融調控方式的轉變可進一步說明這一點，在治理整頓後，金融秩序歸於正常，在1993～1996年的金融宏觀調控中，間接調控措施的運用是國家歷次宏觀調控中力度最大的一次，是運用的調控手段最多的一次，也是間接調控與直接調控結合作用最顯著的一次。實現了以抑制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金融宏觀調控目標，國民經濟實現了“軟著陸”。1997年中國國民經濟保持了“高增長、低通脹”的勢頭。在這種下，中央銀行宣佈從1998年1月1日起取消信貸規模管理，主要依靠再貸款、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存貸款利率、視窗指導等間接調控實現貨幣政策目標，這標誌著中國金融調控方式實現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根本性轉變，但上述表格中資料卻表明中國的金融發展與外部形態顯示有巨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形成了中國金融與經濟畸形的二元結構非對稱狀態，即佔有90以上金融資產的國有金融支援著僅佔國民生產總值很小部分的大量低效率的國有經濟，而佔有國民生產總值70％以上的非國有經濟，卻只有依靠佔有不到10％金融資產的非國有金融的支援。十分明顯，政府正是透過控制金融，獲取收益支援改革和國有經濟的發展的，是金融作為潛在的力量在維持著政府進行改革，正是這種政府對金融的控制方式，導致銀行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始終無法得到市場化的解決，也就無法割斷企業對銀行、銀行對政府的“雙倒逼機制”，從而導致中國的貨幣化程度持續升高，形成中國的貨幣化程度之謎。但這種執行格局是以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關係的扭曲為代價的，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傷害是巨大的。

透過上面的分析，我們能夠十分清晰地看到，中國的金融發展在沒有理順政企關係、政銀關係和銀企關係的情況進行“放權讓利”式改革，導致低效率的超常規量性增長，這種增長導致嚴重的結構性問題，而結構性問題又進一步導致中國金融效率的降低，反過來制約著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進一步推進，結果造成金融對經濟增長的“量性擴張支援”與“結構性制約”並存的特殊狀態。這種狀況是今天中國宏觀經濟政策低效，經濟持續走低的根本原因。

宏觀調控要幹什麼？

宏觀調控在經濟論著和經濟文獻中出現的頻率很高，也是現代市場經濟中決定經濟平穩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然而對於宏觀調控的含義，似乎尚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解。例如，把宏觀調控完全等同於國家干預，把宏觀調控看作是資源配置的一種方式，把宏觀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