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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並不總是消極的。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科塞（Lewis Coser）在《社會衝突的功能》一書中就認為，社會衝突可以起到一種安全閥的作用，就是說可以起到發洩或釋放的通道的作用。當然，誰也不會說，在一個社會中，社會矛盾和衝突越多越好，越激烈越好。但適度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對於一個社會來說，並不完全是壞事，它可以使問題更早地暴露出來，從而為更主動地解決問題贏得時間和機會。矛盾和衝突可以在一時之間被消滅在萌芽狀態，但引發矛盾和衝突的問題卻不會因此而消失。關鍵是我們的社會要為解決這些衝突做出制度化的安排，而不是自己嚇唬自己。
我們不要小看自己嚇唬自己，因為這會變成一種效應，一種社會心理學稱之為的“自證預言”的效應。所謂“自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是指本來是錯誤的預言，但因為這個預言影響了後來的過程，結果本來是錯誤的預言最後得到了證實。穩定的問題就是如此。本來社會中有些問題和矛盾並沒有那麼嚴重，但由於把這些事情看得過分嚴重，該採取的有效解決措施不敢採取，使得能夠解決的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矛盾和問題日益積累，結果倒真的變得嚴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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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結構的彈性
南方週末：在我國的學者中，您是講問題講矛盾講得比較多的一位，前些年還提出“斷裂社會”的概念，貧富差距更是您關注的基本問題。為什麼在這同時您還特別強調社會是基本穩定的，並且不同意過高估計不穩定因素？
孫立平：為什麼在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頻發的今天發生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可能性不大？我覺得我們必須重視中國社會結構彈性這個重要但又往往被人們忽略的因素。不能否認，我們這個社會有很脆弱的一面，但同時也應當注意到的是，這個社會本身也具有相當強的彈性。正是這種彈性，使得這個社會能夠在面臨嚴重危機的緊急時刻化險為夷。這裡所說的嚴重危機包括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大饑荒、60~70年代的“*”、80年代末的社會動盪等。經濟體制改革以及與此相伴隨的經濟迅速增長更進一步增強了這個社會結構的彈性。但在我們的社會當中，過去有一個傾向，對於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往往過分地高估，對於我們這個社會本身的彈性往往過分低估。
仔細分析，這種彈性的來源是多方面的。
第一，三七開或四六開的城鄉人口結構，使得這個社會有一個很大的處理社會代價的空間。20世紀60年代初的大饑荒為什麼沒有造成社會的嚴重動盪，更重要的是社會能在短時間迅速緩過來。這個因素現在也仍然存在。一個社會農村人口還佔大多數的時候，是社會彈性比較大，有利於進行關鍵性制度建設的時期，我們不應當放棄這個機會，一些事情要搶在人口基本城市化之前做。
第二，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有一種將矛盾或危機分散化的效應。過去各種矛盾都是直接面對政府，現在不一樣了，勞資衝突是面對資方的，小區維權是面對開發商或物業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數情況下連省一級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在矛盾焦點分散化的情況下，社會矛盾的共振效應是比較低的。
第三，經濟的發展為解決和緩解許多問題提供了條件。快速的經濟增長，不僅增加了民眾的收入，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也增多了機會。這些機會的增加，增強了社會自愈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處理一些哪怕是棘手的問題，餘地和空間也要大得多。無論如何，一些事情的解決不能拖到經濟不景氣的時期，或放到經濟不景氣的時期來做。
第四，政府掌握和運用資源的能力。起碼就目前的情況來說，政府的手中還擁有相當的資源，政府也具有調動和運用這些資源的能力。這種掌握和運用資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會危機發生的時候，能夠將這些用來救急，用來化解或緩解社會矛盾。
第五，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社會結構進一步分化，不同社會群體的追求也呈現更大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