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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傳統的穩定觀
——孫立平訪談錄
南方週末記者 陳敏
走出傳統的穩定觀
南方週末：明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最近*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也強調要堅定推進體制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但許多人似乎都有一個感覺，儘管社會上對改革有著熱切的期望，現實對改革也有迫切的需求，但近些年改革的步子似乎不大，問題的癥結在什麼地方？
孫立平：應當說，在過去若干年中，經濟體制的改革還是有實質性的推進的。但政治和社會體制方面的改革，應當說推進是比較緩慢的。現在我們社會中的許多事情，實際上是卡在這些問題上。我這裡所說的不僅僅是狹義的政治體制，也包括利益表達機制的建立，言論的開放和資訊公開化，以及權力制衡機制的建立和社會化的反*機制的形成等。換句話說，目前在改革的需求和改革的實際程序之間存在著一個較大反差。
這種反差來自什麼地方？背後的根本性原因是什麼？我覺得與我們對社會矛盾的評估，對社會危機可能性的判斷，與我們已經形成的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有直接關係。為了不貽誤時機地推進改革，也許需要我們認真反思關於穩定問題的這種思維定勢。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在改革前的幾十年中，由於我們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情況估計過分嚴重，使得我們搞了幾十年的階級鬥爭；而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由於對不穩定因素、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估計過高，使得我們形成了一種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在這種思維定勢中，穩定似乎成了一種終極性的否定因素，一切都要為穩定讓路，凡是可能影響穩定的事情都要暫停；社會中哪怕雞毛蒜皮的衝突和矛盾都要上升到穩定和安定團結的高度；在黨和政府工作中，影響穩定成了無法擔當的政治責任，在一般民眾那裡，穩定成為一種無需論證的話語。
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裡，我們經濟增長的速度是很快的，一些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進，但經濟發展中一些重要的結構性矛盾始終得不到解決。如果按照吳敬璉先生的說法，市場經濟也有好和壞之分的話，走向壞的市場經濟的那些因素不但沒有減弱，甚至有的方面在強化。更重要的是在經濟領域之外，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定勢使得整個領導層謹小慎微，畏首畏尾。於是，出於穩定的考慮，政治體制改革始終沒有突破性進展，甚至連明確的思路也沒有；比之20世紀80年代，思想和言論的活躍程度不但沒有進展，甚至有區域性倒退，輿論促進社會進步的作用難以充分發揮；由於不能將反*的措施訴諸社會，*在不斷加大的打擊力度下似乎更為猖獗；特殊利益集團的發育不能置於社會的監控之下，其對社會財富的掠奪已經達到有恃無恐的程度；一般民眾利益表達的機制遲遲不能建立……在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時候，地方政府“反應過度”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可以說，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裡，經濟的發展是迅速的，但經濟的發展沒有伴隨相應的社會進步。
這裡我們需要特別注意到這樣一個社會背景，就是我這些年一直強調的，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定型化。就是說，從那個時候起，貧富差距開始固化為一種社會結構，一種基本的利益格局開始定型下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片面地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可能會導致這樣一種結果，即無法實施會觸動基本利益格局的體制變革，在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上舉步維艱，結果是社會中現有的利益格局日益穩固化。
從改革的角度來說，在傳統的穩定思維之下，一些重要的改革舉措被延誤了。在改革的過程中，時機和順序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現在回過頭去看，很多事情，20世紀80年代做了也就做了。但在80年代的時候，我們會講很多條件還不具備，能拖再拖一拖。實際上是把這個問題拖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條件更不好的時候。我覺得中國的改革當中，很多的狀況是這樣的。到時候你要付更大的成本，更大的代價。現在我們面對的很多問題，你還會覺得現在我們解決這些問題會有一定的困難，有一定的風險。但是，假如說到了10年以後，也就是2017年的時候，甚至到2012年，五年之後，那時候你可能會有一個感覺，說這些事情還不如在2007年的時候做了，2007年做這件事的條件可能比現在還要更有利一些。
所以我們現在要重新思考穩定的問題，重新思考改革與穩定的關係，要形成關於穩定問題的新思維，並在這個前提下，重建領導層的自信，重建社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