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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小組來了，跟大家一起搞向黨交心運動。王方定說，我們也得交心嘍，交到最後，都吃驚不小，說我這個人怎麼這麼壞呀。1959年的時候，組織上要劉允斌決定，要麼老婆來，要麼離婚。但他老婆不願意來中國，說中國太窮，吃草，結果只好離婚。瑪拉1998年去世了，兩個孩子曾提出要到中國來看看，沒有結果。那時候我們對劉允斌的印象好極了。從對劉允斌的印象好，推導到對國家領導人印象好。這劉允斌真是一點兒都不搞特殊，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國家主席的兒子。他只是樣子長得有點兒像。讓他一個人住一間房，他不，他要跟我住一間房。他到中南海去，回來什麼東西都不拿。他對自己的要求，比我們還要嚴格。當時陳伯達的兒子回來後分配到九院。他不會說中國話，就經常跑到我們試驗室來，與劉允斌聊天。劉允斌說，首先你要學中文，中國話你都不會說，回來怎麼辦？後來陳小達到北大中文系去學習。劉允斌到包頭核元件廠也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所以我們都把到西北去不當一回事了。
21。再困難也不能不管（4）
馮澤君說，1955年我大學畢業後，先跟蘇聯專家學習了幾年，後來調到新成立的二機部就是後來的核工業部。原來的二機部是搞航空的，後來合到一機部去了，成為一個保密局。我去原子能所報到時，研究所正中是四塊大草坪，草地上還亂堆著一些石頭，四周小樹只有一人多高。南面大樓是所長錢三強、副所長王淦昌、彭桓武、趙忠堯和一些職能部門的辦公室。北面大樓是圖書館、閱覽室、階梯教室和一些研究室。最初我和劉允斌都在這座大樓裡工作。大草坪的東邊是電子加速器大樓、西邊是重水反應堆實驗大樓，每座大樓都有代號，如反應堆大樓叫101，加速器大樓叫201等等，再遠一些的建築物，就是眾多的研究室和實驗室。我第一次認識劉允斌是很偶然的。那天我和幾個同事去食堂吃飯，從草坪旁邊的小路走過，有人輕聲跟我說，喏，那就是劉少奇的兒子。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見他和一位戴眼鏡的女同志在談論什麼。出於好奇，我們駐足觀看。劉允斌和劉少奇長得很相像，只不過是多了一副眼鏡、個子略矮一些而已。他衣著相當樸素，而且顯得有些陳舊。煙癮很大，一支接一支地抽。他靜靜地聽那女同志講話，直到她把話講完，他才發表意見。劉允斌那時是核化學研究室主任。
朱培基是搞核燃料元素分析的，最早在蘇聯學習時就和劉允斌在一起。朱培基是跳高運動員，雖然是位女性，但她身體素質很棒，常愛和小夥子們一起踢球。朱培基說，那時候劉允斌煙癮很大，他說他是從小學會抽菸的。小時候父親參加革命顧不上他，把他寄託給本家的大伯，他像小長工一樣跟著下地勞動，非常之累。以後他看到大人可以坐下來抽袋煙歇歇氣，就也學著抽菸，為的是趁機歇一會兒。他還說，冬天天氣很冷，還打著赤腳。他甚至跪在田裡求老天爺幫他找到父親，並許願將來要修一座廟作為報答。他很樸實，熱情，常常幫我們這些剛來的人向所裡交涉事情，為我們作翻譯，常常不動聲色地去幫助他人。每當中午休息去三樓小吃部喝牛奶加餐時，他總是順路叫上顧國英。飯後為我和顧國英買兩塊巧克力，他自己卻不吃，說是不喜歡。在蘇聯我和劉允斌、顧國英學的都是屬於保密範圍的與鈾、鈽工藝有關的分析方面的內容；關景素是科學院系統派出去的，和我們在一個研究所裡，但學的卻是與核工業毫不相干的稀土元素的提取和分離，整天呆在實驗室裡學不到什麼東西，結晶、重結晶，週而復始，於是空下來就常常幫同實驗室的工作人員照顧實驗。劉允斌知道了情況，就主動去和蘇聯的所方聯絡，想把她轉到與原子能有關的專業方面來。所方回答說這是中方的意見。他又去找管我們的商務代表陳徵同志。幾經交涉國內還是回覆說不宜參與保密工作，他這才作罷。他為關景素做了許多事情，卻從未和關講過。我們的實驗有時需要晝夜連續做。有一次該我值夜班，要把滴在不鏽鋼小盤上的樣品烘乾測量。當晚恰巧在列寧山下體育場有足球比賽，劉允斌想去看。他知道我也喜歡看足球，便主動提出要和我換值班，讓我去看球賽，我不肯換。於是他幫我弄了個自動收集滴出液的裝置。這樣，我倆一起去看球賽，散場之後又一起趕回實驗室進行測量。我們在實驗中用的注射器漏氣，我說國內的好用，他馬上說，讓媽媽幫我們寄幾支來。並很快寫了信回國，不久我們也就用上了。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他由衷地尊重王光美媽媽，喊起來是那麼親切。而我們工作上需要的東西王光美也能及時地買了寄過來，難為她能把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