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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很重要的資料卻和蘇聯人講的技術指標不符合。經過反覆驗證和討論，又提出了三個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三個數學模型，形成了第五、六、七次計算，結果出來，和前三次的結果一樣，這就促使我們進一步懷疑原資料的正確性。清晰的物理影象，多次重複的資料，都說明我們的計算不容置疑，但是我們卻缺乏理論上的論證，沒有足夠的論據來否定蘇聯專家所講的那個指標。這就再次引發了我們之間的激烈爭論。這時搞方程的同志提供了重要的依據，我們又不厭其煩地進行了第八、九次計算，結果自然一樣。1961年中，周光召調來，出任理論部第一副主任，他仔細分析了九次計算結果，利用我們在大學都學過的最大功原理，從理論上證明蘇聯資料出現的不可能。同時，部分數學專業的同志在周敏麟指導下，編出了第一個反應前的總體程式，進行了九組模擬計算，所得結果都與手算結果很接近，誤差在5％左右。一次偶然的機會，在某個時刻的列印紙帶上出現了蘇聯專家曾提到過的資料，我們一下子便明白了：哦，原來如此！這個資料是在用人為粘性處理衝擊波時，在振動收斂過程中偶然出現的波峰值，其實是一個應該被略掉的資料。當時我們既詛咒它，但也感謝它，因為它使我們仔細地作了各種分析，搞清了每種反應過程的物理影象，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深化和提高，並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假設，一直用在以後的工作中。
朱建士說，開始很順利，每一步都跟已知的資料對上了，大家就很高興，都對得上，挺好。最後就是一個資料對不上，對不上時就回過頭來找問題。我們看了一些書，做了一些假定，把這些假定去掉再算。算來算去最後的結果都一樣，就是跟蘇聯專家的那個資料對不上。當時我感覺我們的工作做得是相當的細了，但是那個資料不讓隨便推翻。正好周光召來了，他來了以後把我們的計算結果仔細看了。我們其實也有一些看法，對那個資料也有一些懷疑，但畢竟是大學生，第一次工作，真要推翻那個資料還沒有那個能力。周光召對於計算結果很瞭解，跟我們討論了很多次，最後他很快就用一個簡單的方法證明了那個資料是不可能的，把那個緊箍咒摘掉了。但是真正證明我們算的是對的，還是靠後來的試驗。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工作，沒想到一畢業就碰上了這麼個大難題，可以說是整個九所的一個關鍵問題。我自己感覺也受益匪淺。參加這樣的難題對自己是一個鍛鍊，透過這個工作也確實培養了一批幹部，後來許多同志都覺得透過這個工作，對原子彈內部爆炸的力學過程瞭解得比較細了，因為一個一個點都是手敲出來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我們的很多假定有些是看書得來的，有些假定發現這個資料怎麼老不變，算來算去老差不多，後來覺得也可以做成假定。一查書呢，發現書上也講到了，可以做這種近似。因為當時我們不是書看夠了才去做工作，而是在做工作當中發現有些東西回過頭再看書，又得到驗證。這是我們中國核武器研究歷史上比較有名的事件，我是從頭一直參加到尾，收穫不小。
19。龍頭舞起來了（2）
1959年6月，蘇共中央來信拒絕了提供原子彈教材和模型之後，中國人下決心自己搞原子彈，逐步調集了不少人。鄭紹唐也就是在那個時候調來的，和他一起調來的還有吳翔、孫紹麟和陳樂山。
鄭紹唐說，我是搞核物理的，吳翔和陳樂山也是北大金屬物理系出來的，孫紹麟是復旦大學畢業的。當時這邊是叫九局還是九所，我們也分不清楚。來了以後，知道九局是很保密的，蘇聯保密的那套跟美國不一樣，美國的地址地名是公開的，蘇聯則不公開。中國學的是蘇聯的做法，所有的筆記都記在保密本上，保密本用一根繩子穿起來，蓋上章，所有草稿紙都要編上號，每一個室都有保密員，經常有保密檢查。剛分到原子能研究所時見到彭桓武先生，他說，你以後路上見到我，不要打招呼，這些關係在公開場合不要暴露。我們在工作中是採取交流的方式，參加交流的有鄧稼先、王貽仁、胡思得等。他們的地址也是保密的，過去是不讓我們知道的。交流是交流，但不說他們在哪兒，所以只能他到我們那裡去。我們進城，原子能研究所還有個一部，找一個房間大家討論。1960年7月我就過來了。當時我們知識面很窄，調過來以後，他們已經把蘇聯專家講的原子彈模型傳達了，並且知道他們也沒有大規模地開展原子彈研究。剛來的時候我們住在南紅樓，一個大屋子十幾個人，都是雙人鋪，後來我們四個人住在11平方米的一個小屋子裡，四張床剛好放下，只能放一張小桌子。那個時候工作很忙，條件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