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6秘史

第26部分 (第2/4頁)

黨起來了。當時英國放映他們的軍艦紫石英號由於向人民解放軍挑釁而在長江上遭到炮擊的新聞片，他們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說明新中國多麼野蠻，但我看過後，心裡卻激動極了。在英國地盤上，看到以往總受欺負的中國人敢於回擊，第一次有一種出了口氣的感覺。1960年的夏天，我正在南京大學，突然接到一個命令，讓我到北京去報到，我也不知道去幹什麼，第二天就走了。到了北京之後我找到二機部，二機部讓我去九所，我也不知道找誰，一個人都找不到，沒有一個認識的，因為當時是保密的。後來九所知道了我在招待所，他們派車把我接去了。當時南京大學和九所協議，我是兩邊兼的。南京大學不願意放，而九所一定要。吳際霖和李覺對我講，叫你來是搞原子彈，把我任命為九所的副所長，當時來的已經有朱光亞，還有郭永懷。他們把蘇聯專家講的一套東西給我介紹了一下，朱光亞把蘇聯專家講的原子彈模型給我講了講。但原子彈是什麼樣子我一無所知。我去的時候給我兩種工作，一是化學爆炸，再有炸藥波傳遞以後裡邊狀態的變化，因為我懂這方面的狀態方程式。但是炸藥我一無所知，炸藥從來沒碰過。當時，張愛萍和郭英會、郭永懷、吳際霖幾個人到八達嶺，找爆炸試驗用的地方，原來是工程兵三所的一個場地，叫17號工地。陳能寬主要管外面的部分，我分管裡面的部分。那時並不清楚外面的炸藥爆炸對裡面核反應的作用。就在這個時候，我卻生病了。休息了一些日子，回來以後，王淦昌、彭桓武也來了，彭桓武是研究理論的，研究核爆炸、核反應過程的理論。我對化學方面是不大懂的，所以就把這方面的工作交給了王淦昌。這個過程複雜得很，我用簡單的方法來想這個問題。這也是我的一個經驗，就是要善於把複雜的問題變成簡單的問題。緊接著就開始拼命幹了。那時候，雖然餓得人發虛，但大家都通宵達旦地拼命幹，說是廢寢忘食可真一點不假。記得有一次我忙了半天，從辦公室走出來，看到大家正在呼呼大睡，心裡就有些惱火，馬上找來負責人責問。結果是我自己搞混了時間，錯怪了別人。原來早已吃過了午飯，都進入了午休時間。

在九所的幾位技術副所長中，彭桓武是唯一搞不清自己角色的一位。彭桓武常說，不管你是總理還是總統，我這人說話都特別隨便，所以我第一不會辦事，第二搞不清誰管誰。因為不是黨員，所以開始他也就根本不知道蘇聯和中國關係怎樣了。蘇聯專家走了以後，丟下了一個爛攤子，中國自己的專家們便頂了上來，自力更生。彭桓武形容當時的情景，說他們就像大宅門門口那兩個石獅子，能辟邪，能震住，先把局面穩住了，再一起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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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龍頭舞起來了（1）

一個很重要的資料和蘇聯人的技術指標不符合——算到九次結果都一樣——周光召把緊箍咒摘了——彭桓武大刀闊斧抓主要矛盾——周毓麟越過計算高山——南有任越千，北有秦元勳——搞到機率就想起姜德培——11點通知，2點報到——過了24年家裡才知道我是搞原子彈的

洋柺杖沒了，中國人只好手腳並用，跌跌撞撞往前摸索。原子彈初期的研製工作大致確定了六個大環節，而理論設計就成為這六個環節的龍頭，如果原子彈的研究是一條龍的話，那麼理論設計就是龍頭。這是鄧稼先的話。九所當時的一個要緊舉措，就是在彭桓武、鄧稼先和周光召的領導下，繼續原子彈理論及基本結構模型方面的研究。

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是1960年4月開始的。鄧稼先領著幾個年輕夥伴，在四臺半自動的電動計算器上進行特徵線法數值計算。二十多天之後，取得了第一次計算結果。由於缺乏經驗，差分網格取大了，沒有體現出幾何形狀的特點，從中卻發現了一些新的物理現象。大家分析後認為這些新問題出現是合理的，又提出了三種解決方法，為此又進行了三次計算，即第二、三、四次計算。

傅櫻說，用特徵線方法進行一次物質運動全過程的數值計算，工作量是十分龐大的。以中等粗細的網格來說，從啟爆到碰靶，全區要分成上千個網格，每個網格點要計算很多個參量，解很多個方程。其中有三分之一個點需要算兩套引數，有些網格點還要進行多次迭代，除此之外，對每個網格點還要計算1至2個檢驗方程。為了保證計算正確，我們還採用兩人對算的做法，因此一次就要算出好幾萬個資料。如果算到中心，那工作量就更大了。這時，領導看到我們人手實在不夠，就又從中子組臨時抽調了三位同志支援。苦幹了兩個來月，三次計算所得結果十分接近，但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