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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廠房都沒有,顯然這是個漏項。上頭查了半天,問這個車間究竟是幹什麼的?楊樸這時候才突然回想起來,有一次他和莫斯科設計院薩瑪依洛娃談的時候,她曾經提起過,要生產一個圓形的殼。部裡面就把這個生產圓殼亦即原子彈外殼的任務放到了202廠,把倉庫騰出來作廠房。
13。故意弄壞了飛機的腿(4)
1958年前後,正是各種政治運動沒完沒了的時期,二機部的事情不可避免要受到影響。群眾運動往往有一個特點,就是容易互相傳染,互相起鬨。宋任窮當時算是比較清醒的,他給下面打招呼:要掌握分寸。原子能所的李毅說,我現在回想起來,部裡這一點是很明確的,宋部長他們對我們說,你們那裡的任務重,整風反右不能影響到基本建設啊。人家蘇聯專家都在那裡幹,你這邊卻停下來了,不行。最早大家鳴放得不少,有時候晚上搞,禮拜六搞,禮拜天也搞。提意見主要集中在這幾個問題上,一個是當領導不懂科學的問題,一個是蘇軍在東北違法亂紀、撤退時拉走機器的問題。到反右時,在這些問題上大鳴大放的人被抓住不放了。但具體到劃誰為右派,大家的意見並不一致,後來按我的意見搞,副研究員及其以上和工程師及其以上的專業人員沒有一個是劃了右派的,只劃了101的一個技術員,還有一個基建處的一般技術員。以後撥亂反正的時候我叫組織部趕緊去調查,讓他春節以前一定給人家落實政策摘帽子。後來周恩來不是也說過嘛,宋任窮在的時候二機部沒亂。實際上,我當時處理這些事時也是非常慎重的,為什麼?因為歷史上有教訓啊。1939年抗日戰爭時期,我在山東,微山湖西也叫蘇魯豫皖邊區,那時曾搞過一個抓托洛茨基匪徒的運動。康生在一本小冊子裡說,託匪比漢奸特務還壞,然後在各個游擊隊中反託。湖西部隊搞得最兇。四大隊是梁興初在那裡,政治部主任王洪民以及組織部長、區黨委書記等都到我們這裡。來了後審訊人,一審當然就有問題,幾天之後就把我們都抓起來了,說是要向上報告,其實沒有。我們在監獄裡向山東分局寫信,沒想到隨後他們連梁興初都抓起來了,開大會,會後把統戰部長和軍事部長都槍斃了。統戰部長王洪濤還是我的同學。楊得志那個部隊也受這個區黨委管,也要他們搞。後來這事讓羅榮桓知道了,他帶人到湖西一瞭解,認為是擴大化,便把所有關起來的人全放了。湖西運動後期,曾定了七個準託匪,事後問為什麼定這個,回答說肅託運動搞得這麼大,不定幾個人說不過去。我當時算是死裡逃生,從中得到的教訓就是不能給人隨便戴帽子,不能隨便給人定罪。後來康生又在延安搞整風,搞搶救運動,山東就沒搞,羅榮桓、肖華都比較清醒。這樣,到1957年以及後來搞運動時,我都特別小心。錢三強對運動之類的就很謹慎,不大說話。歷史已經給了我們多次教訓,人命關天,涉及到人的事可得慎重啊。
說錢三強這時比較謹慎,不大說話,也許另有原由。白文治說,1958年原子能所一堆一器落成,發表公報時,原稿上寫了一句在黨中央關懷下,而沒寫在黨中央領導下,部長當場就發了火,特別嚴厲地批評我和李毅。我當時一言未發,劉傑接過去說他自己黨性不強。這其中的一個背景,其實就是在1957年一次黨組會上,錢三強曾批評說某某人搞不出原子彈來。
曾經做過錢三強秘書、後來查閱過錢三強全部檔案的葛能全說,1958年2月,二機部黨組集中批了錢三強三天,主要理由是說錢三強站在科學家一面,不站在黨的一面,並且認為黨不能領導科學技術,某部長對事物本身性質沒有很好理解,用行政辦法領導科研工作,部裡有衙門作風等等。隔了沒幾天,又著重對他的所謂一貫驕傲自大情緒批了兩天。我跟了錢先生好多年,他就像科學院張勁夫說的,書生氣太重,說話太直,有時脾氣過於暴躁,不管是在科學家裡頭還是行政幹部中,不管是一開始還是後來,都難免得罪人。1958年那次挨批後,他心中鬱悶,無處排解,就對劉允斌講了,這是在7月份的一天。劉允斌當時沒有吭氣,只是表情看上去顯得有些意外。兩個月後,可能因為劉允斌向劉少奇反映了幾個問題,也不知道究竟反饋回來了些什麼,9月23日二機部黨組又開會批判錢三強的所謂心服口不服。到了1961年,甚至還把錢三強在部裡的分工也做了調整,基本上不讓他接觸九所的武器研製工作。這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在蘇聯專家撤走以後推薦中國自己的專家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他們時,也推薦了何澤慧去九局,當時就被認為是搞非法組織,安插自己的人。“文革”中還有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