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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時金階白玉堂(3)
三
政治史研究中另一個更易被人忽略的環節,是政治行為的運作過程。 每一個政治決策的制定和實施,除了有政治家公開發表的言論和實施的行動外,更有大量的幕後謀劃和交易,有各種各樣的幕僚、文秘人員的參預策劃。研究清朝樞垣,也就不能不關注軍機章京的行動。所謂“軍機章京”,就是軍機處的秘書。起初章京無定額,由內閣中書等官員中選調。自嘉慶四年(1799年)起,定軍機章京為滿漢各兩班,每班八人,共三十二人,從內閣、各部院衙門調派中書、司員、筆帖式等中下層幹部兼差。各班設領班、幫領班章京各一員,滿語稱“達拉密”、 “幫達拉密”。以後,還增設額外章京一二員。平時,滿漢章京各分兩班輪流值日,每班值兩日。辦公地點,就在軍機處值廬正南面緊挨著隆宗門右側紅牆的五間懸山頂的小屋。因此也有人用“南屋”來代稱軍機章京。軍機章京的職責為處理檔案,撰擬文書。乾隆年間,開始起草諭旨。雖官品不高,但接近天子,參與機要,故被人稱作“小軍機”,還享有掛朝珠、穿貂褂、用全紅帽罩等特殊待遇。大臣稱軍機章京為“某老爺”。每天清晨,皇帝看完各項奏摺題本,以指甲做出暗記,軍機大臣入對時一一面授旨意,或明發,或廷寄,當面交辦,軍機再命章京分別擬旨。尋常請安的奏摺,皆由章京代擬“朕安”的書;明發的上諭,經由內閣部院層層下達,還刊於邸報;廷寄的上諭,則由章京判明其緩急程度,用三百里至八百里不同速度驛遞。章京擬旨,若蒙褒獎,則聲譽騰播,往往得越級遷升。同治初年著名的“八顧命大臣”中,穆蔭、焦瀛二人,皆由章京超擢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被視作不次之遇。戊戌變法時,光緒採納康有為的建議:“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之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事足矣”,旋授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為四品卿銜,任軍機章京,參預新政,亦為時人側目。至於做過軍機章京,以後又累官而至軍機大臣的,則有彭蘊章、陳孚恩、錢應溥、許庚身、徐用儀等二十多人。他們被稱為“紅章京”。也有些章京,反應遲緩,旬日無一事交辦,為同列譏笑,被喚作“黑章京”。當年紀曉嵐作嘲章京詩,稱前者流水是車龍是馬,主人如虎僕如狐,昂然直到軍機處,笑問中堂到也無?又易數字,形容後者為篾簍作車驢作馬,主人如鼠僕如豬,悄然溜到軍機處,低問中堂到也無? 雖是戲謔,卻將兩類人物,勾畫得栩栩如生。曾經做過軍機章京的梁章鉅,在《樞垣記略》一書裡記錄了從雍正九年至光緒元年144年間漢軍機章京365人的姓名籍貫,以及入值的時間。這是非常寶貴的史料。我據此作了一個統計,發現章京的籍貫雖然涵蓋了十八行省,但江浙佔據了%,倘若再加上安徽江西二省籍,則兩江所轄範圍加浙江四省,竟包攬了總人數的三分之二。選擇章京主要考慮是否能幹,並不考慮地區平衡。這個有趣的資料充分顯示了華東地區人傑地靈,中層京官在中樞機構脫穎而出,併成為實際主持業務操作的骨幹,這種情況,過去人們也是極少留意的。
清朝官員的自備交通工具多為騾車。那時沒有識別牌照,靠車燈顯示不同的身份。部院官各書其衙門,用紅黑字相間的剪紙貼在車燈上。京堂以上剪紙為方勝如意,南書房、上書房的翰林用書套之式,而軍機章京,則為葫蘆式,寓緘口之意。緘口的背後,自然是政壇秘密。今人研究 1860年北京政變所用的重要史料“熱河密札”,大多數皆是隨駕前往承德的某軍機章京,與留京的同僚朱學勤的通訊。信中詳細敘述了西太后、恭親王等人與肅順為首的“八顧命”之間的尖銳矛盾,是從熱河傳向北京的極有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