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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文卷中有張手筆，自謂愧對”。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我不知道，但張佩綸在政壇上的殺傷力，一時間真是無與倫比。
一般認為，前清流奉軍機大臣李鴻藻為領袖，政治上趨於傳統保守，凡稍談外交、識外情者，鹹斥之漢奸大佞，痛詆不遺餘力，是洋務派的主要對立面。然而，政治層面的實際運作遠非如此，從現存李鴻章與張佩綸間的數百封通訊看，他們在關於朝廷政治的各個方面都有深刻而坦率的溝通。張佩綸曾對李鴻章說：“作清流須清到底，猶公之談洋務，各有門面也。”讀過張氏的這些信札，我確信所謂“清流”，恐怕真的只是他的門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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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淮戚（2）
鋒利無倫的張佩綸從來不攻擊李鴻章，這同張佩綸之父張印塘與李鴻章是早年舊識有關。李鴻章回憶，“方江淮鼎沸，獨君（張印塘）與鴻章率千百羸卒，崎嶇於擾攘之際，君每自東關往來廬州，轍過予里舍，或分道轉戰，卒相遇矢石間，往往並馬論兵，意氣投合，相互激勵勞苦。餘謂古所傳堅忍負重者，君殆其人。”1879年夏，張佩綸丁憂去職，收入窘迫，李鴻章在給前江蘇巡撫張樹聲之子張華奎的信中說，張佩綸豐才嗇遇，深為惦念，不如到北洋擔任幕僚。張樹聲本是淮系中的第二號人物，張華奎在北京又同清流走得很近，人稱“清流腿”。李張接近，是他為之拉攏牽線。後來張佩綸出京赴蘇州遷庶母靈柩，李鴻章以資助營葬名義向其送錢。張佩綸在1879年9月10日日記中說：
申刻，合肥（李鴻章）來答拜。承假白金千兩，為營葬之需。並委四兄充津捐局紳士，月領三十六金。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兒真感德銜悲也。
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使得官場的人際關係錯綜複雜。 1880年初，李鴻章在回覆張佩綸給他的要求為張印塘作墓表的信中說： “鄙人與尊公為患難之交，承以表墓相屬，奚敢不以文辭？”不久張佩綸過津，李鴻章邀其小住兩旬。討論水師將才、進退人事及北洋水師規模，並周覽大沽炮臺。從此他們私下走得很近。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謂：“佩綸初彈劾鴻章，鴻章以五千金將意，且屬吳汝綸為介，張李遂交歡。”此說依據何在？不詳。不過，李鴻章答應撰寫的“原任安徽按察使司按察使張君墓表”，倒是吳汝綸代的筆。1883年底，張佩綸出任總理衙門大臣，他兩三天就與李鴻章通一次信，署中大小事情都逐一報告，簡直就像是李派進去的眼線。
清人李慈銘說：“近日北人二張一李（指張之洞、張佩綸、李鴻藻）內外唱和，張則挾李為重，李則餌張為用。”這是當時官場的普遍看法。但張佩綸與李鴻章早在中法戰爭之前就結成了緊密關係，卻似乎從未為外人洞察，更沒有發現他其實是李鴻章同李鴻藻溝通的一座橋樑。張佩綸前述日記中還提到：“高陽師（李鴻藻）以餘南下，囑合肥加意相待，可感也。”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張以二李為體，二李以張為用，才使得19世紀 80年代上半段的晚清官場顯得色彩斑斕。
1880年1月2日，張佩綸與張之洞飯後高談闊論，他們認為：
道光以來人才，當以陶文毅（澍）為第一，其源約分三派：講求吏事、考訂掌故，得之者在上則賀耦庚（長齡），在下則魏默深（源）諸子，而曾文正（國藩）集其成。綜核名實、堅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則徐）、蔣礪堂（攸）相國，而琦善竊其緒以自矜。以天下為己任、包羅永珍則胡（林翼）、曾（國藩）、左（宗棠）直湊單微，而陶（澍）實黃河之崑崙、大江之岷也。今左恪靖（宗棠）雖大功告成，而論才太刻、相度未宏，絕無傳衍衣缽者。聞閻丹初（敬銘）得其精而規模太狹，李少荃（鴻章）學其大而舉措未公，不知將來孰作嗣音也。
這是一個宏大的角度，與今人所論頗有不同。在這個視野中，二張認為李鴻章學陶澍之大而舉措未公，可以說是有獨到識見的。
但在私下，張佩綸似乎跟定了李鴻章。1882年，李鴻章因母親去世，請假去武漢奔喪。行前，他安排張樹聲做自己的替手，在他丁憂守制期間，由張樹聲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張佩綸私下同張華奎約定，協助張樹聲進行北洋海軍建設。但當張佩綸得悉李鴻章獲朝廷挽留，將奪情復出，而李對他與張家父子的接近頗不以為然的態度，就不惜與張樹聲翻臉，透過李鴻藻控制的軍機處，否定了張樹聲的提名，使張討了個老大的沒趣。
限於史料缺乏，有許多事情我還一時理不出頭緒。比如張佩綸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