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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即可看出兩人的區別。而翁同對於變法，還停留在“體用”層面，遠不像後來一些學者評價的那麼高，這也可以用他在政治舞臺的最後言論來證明。 6月11日，皇帝在召見翁同時，談到慈禧太后讀了御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所奏國是未定的奏摺後，表示今宜專講西學。皇帝還馬上用筆寫出某某官應準去讀書。翁同回答稱：“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這天，朝廷釋出翁同親筆所擬聖旨，亦即宣告變法開始的“定國是詔”。其要點是：
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實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這道上諭的關鍵，其實就是翁同所說的“西法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與張之洞所表述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異曲同工。而具有實質性的變法內容，僅是創辦京師大學堂。與康有為所主張的激進變法，相差甚遠。 12日早上，皇帝與軍機大臣討論在宮內接見外國使節，翁同再次表示反對，於是“頗被詰責”。雙方還就對張蔭桓的看法問題展開長時間的爭論，最後不歡而散。 13日，皇帝命於６月16日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為、刑部主事張元濟，道員黃遵憲、補用知府譚嗣同著送部引見，並命總理衙門檢視舉人梁啟超後具奏。 14日中午，翁同從城裡參加了皇帝與軍機處的議事後趕到頤和園，慈禧太后囑他先去吃飯。一切都是平靜的。 15日是翁同的生日。早上他來到頤和園的軍機處值廬後，太監突然通知說，翁某不必進見。這就異乎尋常了。看著其他軍機大臣進入皇帝處理政務的殿堂，翁同意識到肯定有重大事情發生。他獨坐著，望著窗外的瀝瀝雨絲，把五匣檔案整理好，交給蘇拉（服務人員）。同僚退出後，他讀到光緒皇帝的諭：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本應察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翁同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諭。翁立即離開值房回休息處，然後請軍機章京代撰謝折（被皇帝開缺了還要感謝）。軍機大臣剛毅、錢應溥、廖壽恆前來看望，翁同穿上正式官服與大家告別。由於明天還要向皇帝磕頭，他在頤和園留宿一夜，晚上，與三位軍機大臣“痛談”。 16日早晨，康有為在頤和園仁壽殿受到皇帝的召見，被任命為總理衙門章京。李鴻章來看望翁同，三位軍機大臣退值後也來談話。午後，皇帝起駕回宮，翁同急忙趕赴宮門，在道邊磕頭。皇帝注意到了這位花白頭髮的老人，“回顧無言”，翁“亦黯然如夢”，他與皇帝的最後一次見面就這樣結束了。翁同對於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結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整個朝野也為之震動。通常認為，翁同的被逐，是後黨破壞變法的一個步驟，是慈禧太后強迫光緒頒佈的上諭。也有人發現，變法在翁同被逐後，反而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故推測是皇帝為了變法而被迫與太后達成的一筆交易。大家都以為，光緒在剛剛宣佈了“定國是詔”後的第四天，就痛失股肱，從某種程度上預示了變法後來的失敗悲劇。幾年前，歷史學家孔祥吉先生從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中發現，開缺翁同的上諭是光緒親筆所擬，這在當時是異乎尋常的。因為通常諭旨都是軍機處“票擬”，而太后的意見，則用“欽奉懿旨”的方式釋出。孔祥吉指出，迄今為止尚未發現光緒親政期間有任何一條筆諭旨，是慈禧太后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德宗的。而變法期間光緒親擬的上諭，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如９月４日對違抗諭旨，阻撓上書的禮部堂官懷塔布、許應革職懲處，對敢於上書言事的禮部主事王照超擢四品京堂之諭；９月６日任命譚嗣同等四人為軍機章京之諭。這些親筆諭都強烈地體現了光緒本人的意願。這樣，自然就引出了另一個相反的結論：把翁同從身邊趕走是皇帝本人的主意。皇帝對自己的這位老師，已經厭倦了，覺得他礙事了，不需要了。 1898年春秋之際，北京政壇撲朔迷離，變化多端。翁同與他那有二十三年師生之誼的皇上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衝突，使得光緒在變法伊始，非要用如此決然的手法和嚴峻的語氣，將他開缺呢？起碼可以用些 “年老致仕”的和緩措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