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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來，老夫子系天下人望，我倒可惜他多此閒情逸致！”更有人作對聯諷刺說：
翁叔平兩番訪鶴；
吳清卿一味吹牛。
完全把他同“前清流”大將，時任湖南巡撫，自請出徵遼東，得翁支援，帶著大批金石字畫和一枚“度遼將軍”漢印上前線，又在田莊臺大敗而逃的吳大一塊兒嘲笑了。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第一樂章，是仿效器物層面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提議者為林則徐、魏源，推行者為李鴻章、左宗棠等在一線工作的地方領導人，具體操作者多為捐納出身的商人買辦。中樞雖有慈禧太后、奕的支援，卻未得到上層知識分子的關懷，甚至為羽毛潔白計程車大夫所不齒。這就造成新舊嬗遞的年代，思想界與操作層的完全斷裂。激進的知識分子雖然大談經世致用，其實也不過是清談而已。實在說來，僅憑嘴上 “愛國”，卻不能在馬背上治國平天下，確是於事無補。但僅重視器物層面的變革，而不注重人格精神的培養，依然驅使不了器物。在洋務官員和清流士大夫這樣兩大對壘陣營的折衝較量中，高階知識分子的後知後覺，對於中國近代歷史前進的負面影響顯然更大。 從小在歐洲留學，精通多種外語，又在張之洞身邊做了約二十年幕僚，被認為是清末民初有名“怪人”的辜鴻銘，1910年用英語在上海出版了一本書，叫做《清流傳：中國牛津運動逸事》（The Story of A China Oxford Movement）。他在書中將“清流”比作19世紀30年代英國基督教聖公會所發起的反對宗教中的新教傾向、主張恢復天主教思想和慣例的 “牛津運動”，稱其為傳統的儒學反對西方和科學技術進步的保守主義思潮，宗旨是“號召全國遵照孔子的教義生活得更為嚴格”。儘管他將北京的翰林院比作牛津大學有點兒不倫不類，但他在宣統二年即對“清流”進行中外文化學上的比較研究，還是很值得我們參考的。他坦承“中國的牛津運動主要是反對李鴻章——中國的帕莫斯頓勳爵”，稱自己是最後一個“清流”，“是我們隊伍中唯一的仍然絕對相信我們的事業會取得最後勝利的人，相信中國的文明會戰勝歐洲的進步和新知思想。”這就把“清流”的指導思想和侷限性概括得十分明確了。在“清流”大盛的年代，辜鴻銘其實並未被人當作“清流”，但到1928年，他在北京大學做教授，依然拖著細細的辮子，倒使人對這位老夫子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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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鶴零丁（5）
五
翁同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個謎，是他的突然從政壇上被開缺。甲午戰敗對翁同的刺激是十分巨大的。其後，他參與了總理衙門對德國強佔膠州灣的交涉，再一次看清了弱國無外交的悲劇，這促使他鼓動皇帝變法。他以師傅的身份向皇帝舉薦了康有為。到了1898年春夏之交，變法之風在北京極為盛行。康有為的主張頗得皇帝的欣賞。然而，就在皇帝準備摁動變法的按鈕時，翁同卻與皇帝在一些問題上產生衝突。他在日記中記載了這麼件事：
5月26日，皇帝向他索取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翁答：“與康不往來。”又說“此人居心叵測”。皇帝問：“前此為何不說？”翁答：“臣近見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次日，皇帝再一次問起了康有為的書，翁同又如昨天一般作了回答。皇帝當即發脾氣了。翁同說：“可以傳總理衙門通知康進書。”皇帝不同意，“發怒詰責”，要翁告訴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傳知康有為。翁又說：“張蔭桓天天覲見，皇帝可以面諭。”皇帝仍不同意，翁同只得在召見結束後傳知張蔭桓。翁同與康有為的關係，我們現在所知的，一方面是翁同日記中的內容，一方面是康有為梁啟超的吹噓，兩方面的說法大相徑庭。究竟如何，還需再作研究。但康有為的“孔子改制”學說，否認傳統所稱孔子“述而不作”的說法，認為《春秋》及其他儒家經典，都是孔子採用假託古人的方法，創作出來的社會政治思想，目的是為當時和後來的統治者立法。以及他說孔子是布衣，“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言下之意，他康某也可以託古改制。這對翁同來說，則是顯然不能接受的。在康有為看來，只要能推動中國社會的變革，政治上可以不擇手段，學術上重新包裝孔子又有什麼不可以呢？而翁同畢竟還是傳統知識分子，對康的異端思想，自然不能容忍（另一位軍機大臣孫家鼐也說康有為“才華甚富，學術不端，所著《孔子改制考》最為悖逆”）。聯想到翁同最初閱讀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後作的評語：“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