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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廢琉球國改設沖繩縣，清政府雖多次談判交涉，最終卻是不了了之。這兩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視海防，發憤建設海軍，並使中國在中日海軍發展競賽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鮮“壬午事變”中，由於中國海軍迅速運兵入朝，扼制了日本介入的企圖；1884年朝鮮“甲申政變”，北洋海軍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擬趁機侵略朝鮮和中國的企圖無法實現。此外，北洋海軍的主力艦隻還在1886、1891年兩次訪問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國鐵甲艦的威力。
李鴻章發展海軍的計劃，從一開始就遇到諸多磨難，歷經坎坷。其間，又飽受朝廷派系傾軋之苦。
半生名節（3）
1891年6月，北洋海軍成軍未久，李鴻章奏請在膠州（今青島）、煙臺添築炮臺，方獲上諭允准，戶部尚書翁同就以戶部名義，奏準暫停南北洋購買外洋槍炮、船隻、機器二年。李鴻章大為憤懣，在寫給雲貴總督王文韶的信中抱怨說：“樞密方議增兵，三司已雲節餉，軍國大事豈真如此各行其是而不相謀！”臺灣巡撫劉銘傳也頓足嘆道：“人方我，我乃自決其藩，亡無日矣！”正是在這幾年中，中國對日本海軍原先保持的領先地位被倒置了。
中日朝鮮衝突方起之時，翁同積極主戰，獲得時譽的好評。而直接掌管軍事力量的李鴻章，主張依靠外國調解來消弭戰端，卻因事機未成，被後人扣上“投降賣國”的大帽子。據一位當事人王伯恭回憶，中日衝突方起時，他曾向翁同提出中日軍力相差甚遠，中國不宜開戰。翁說：“合肥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 又說：“吾正欲試其良，以為整頓地也。”那年9月30日，中日黃海大戰之後，翁同奉旨前往天津，與李鴻章會商戰況。問及北洋軍艦時，李“怒目相視，半晌無一語”，旋慢慢調頭說：“師傅總理度支，平時請款輒駁詰，臨事而問兵艦，兵艦果可恃乎？”
翁同辯稱：“計臣以樽節為盡職，事誠急，何不復請？”
李鴻章憤憤反問：“政府疑我跋扈，臺諫參我貪婪，我再嘵嘵不休，今日尚有李鴻章乎？”
翁同為之語塞。
在民族危機面前，能否以國家社稷為重，敢不敢與侵略者戰鬥，是區分歷史人物民族氣節的主要標誌。但在生死存亡關頭，京中大老的主要精力，仍在黨同伐異，權衡官場得失，這才是最可痛心的。
李鴻章的幕僚周馥曾如此描繪雙方的鬥爭：
部臣惜費，局外造謠，餘益知時事難為矣。一日餘密告相國（按，指李鴻章）曰：“北洋用海軍費已千餘萬，軍實不能再添。照外國海軍例，不成一隊也。倘一旦有事，安能與之敵？朝官皆書生出身，少見多怪，若請擴充海軍，必謂勞費無功。迨至勢窮力絀，必歸過北洋，彼時有口難訴。不如趁此閒時，痛陳海軍宜擴充，經費不可省，時事不可料，各國交誼不可恃。請飭部樞統籌速辦。言之而行，此乃國家大計幸事也。萬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則人反謂我誤國事矣。”相國曰：“此大政，須朝廷決行，我力止此。今奏上，必交部議，仍不能行，奈何？”……後中日事起，我軍屢敗，兵艦盡毀，人皆謂北洋所誤。逾數年，……太后問及前敗軍之故，餘將戶部費、言者掣肘各事和盤托出，並將前密告李相國之言亦奏及。且謂李鴻章明知北洋一隅，不敵日本一國之力，且一切皆未預備，何能出師？第彼時非北洋所能主持。李鴻章若言不能戰，則眾唾交集矣。任事之難如此。太后、皇上長嘆曰：“不料某（按，指翁同）在戶部竟如此！”
這裡，是在爭是非，還是在鬥心機呢？
四
李鴻章對於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心中其實比誰都更苦澀。他的朋友吳汝綸回憶說：“平壤之敗，李相痛哭流涕，徹夜不寐。……及旅順失守，憤不欲生。”
到了1895年初，前方戰事完全絕望，朝廷只得議和，又想起李鴻章，命他作全權代表，東渡扶桑，在敵人的炮口下換取和平。都是讀書人，都熟讀過歷史，知道此行的結局，必是談判者個人聲譽的毀滅，但李鴻章沒有逃避責任。進京請訓時，他邀翁同同赴日本。翁立即閃避了：“若餘曾辦過洋務，此行正不辭。今以生手辦重事，胡可哉？”李鴻章說：“割地不可行，議不成則歸耳。”樞臣皆知此時日本非迫中國割地，否則不接待議和代表，故相對默默，唯有翁依然空談寧賠款而不割地。聰明的慈禧亦不願對割地表態，藉口肝氣發作，不接見李鴻章，讓皇帝自行決定。光緒帝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授予李鴻章商讓土地之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