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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問，李鴻章也不能辭其咎”。 翁同在日記中記載：“面奉諭旨，總署致李鴻章電信一件，為李經方事也。”淡淡的語氣背後，隱含了多少詭譎的政海波瀾？在離開廣州，北上與各國使節開展議和談判前，他對送行的朋友說： “我已垂老，尚能活幾年。總之，當一日和尚撞一天鐘。鐘不鳴了，和尚亦死了。”說罷涕淚長流。此時，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為不可為之事。惟有北京人在期盼他歡迎他，等待他了結殘局。著名戲曲作家齊如山先生回憶說：“他來的那兩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說是狂歡。”
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功 罪如今，世間已無李鴻章。今天的合肥人，不僅不再簡單地說李鴻章是“賣國賊”，還策劃打李鴻章牌，整合旅遊資源，發展地方旅遊經濟，提高城市的知名度與開放度。他們恍然大悟，“原來李中堂是位給合肥人長臉的鄉前輩啊！” 前些年，合肥城區改造，動工的街坊涉及到李鴻章故居。經過有關人士多方呼籲，早已殘破不已的故居終於儲存下來，並修建成陳列館供人參觀。腳下這塊李鴻章墓地，也將由故居陳列館主持修復。 故居陳列館裡，有一件帶著長長血跡的黃馬褂，這是複製品。上了年紀的人記得，在從前李鴻章的祠堂裡，儲存著李鴻章馬關談判遇刺時的原件血衣。陳列館裡，還有當年李鴻章為格致書院學生親擬的考題：
問：各國立約通商，本為彼此人民往來營生起見。今設有一國，議欲禁止有約之國人民來往，其理與公法相背否，能詳考博證之歟？當人們讀著這道意味深長的題目時，似乎感受到李鴻章思索的目光正端詳著自己。無疑，李鴻章是清末官場最有世界意識的政治家，但在處理外患逼迫的複雜局面時，卻是一個失敗者，一個悲劇人物，甚至被視為民族罪人。這是他能力不濟，還是中國的國運不濟？經驗告訴我們，國際交往中，依憑的是實力而不是口號，講究的是審時度勢折衝樽俎而不是激情衝動肆意行事。在李鴻章生命的最後日子裡，俄國代表還逼迫他將東三省路礦及其利益全部讓給俄國華俄道勝銀行，引發他激動、爭辯、嘔血，並導致死亡。李鴻章內心抱著“盡一分心酬聖主，收方寸效作賢臣”的主旨，最後卻只能發出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 的哀嘆，令人感慨良多。但現在又有一種觀點，把一切歷史責任統統推給別人，單純來說李鴻章辦事所受的掣肘，顯然，這樣做也是片面的。 梁啟超曾說：李鴻章為數千年中國歷史上一人物，為19世紀世界史上一人物，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避辛勞，不畏謗言，是其長也。又說，我不能說李鴻章不是英雄，但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不是造時勢的英雄。至於因中法、中日戰爭而把李罵成秦檜，只能算是狂吠。他的結論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一百年來，學術界對李鴻章做了無數研究，但總體把握和評價，卻沒有超出梁任公的識見。現在重讀梁氏所寫《李鴻章——中國近四十年大事記》，歷史學家是否感到汗顏？
寫於2002年2月
失鶴零丁（1）
％％％失鶴零丁——尋訪兩代帝師翁同故居
一
一直想訪翁同在北京的舊居，卻始終沒有機會。從前讀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書中說：“戶部尚書翁同，住東單二條衚衕。”又見張謇詩序，“都門二條衚衕翁相故宅，後歸袁太常（袁昶），太常死於庚子之禍，輾轉為城東電局，辛亥二月入都，友人邀住，愴懷有作。”我對翁宅的瞭解，就只有這麼一點兒。1994年6月，我在北京遇到錢鋼兄，談起這個願望，錢鋼兄也大有興趣，說：“咱們一塊兒去找找吧。” 東單二條，是從當年東單牌樓——亦即今天東長安街與東單北大街交匯處起，往北排列的第二條衚衕，地處喧譁的鬧市。錢鋼兄說他知道這條衚衕，因為這衚衕每個院落門口，都貼有一些有趣的文字，堪為北京市一景。他以前辦雜誌時，曾佈置記者前去採訪過。我們拐入二條後，他立即指給我看９號院門框上的一副對聯：
閒人免進賢人進；
盜者不來道者來。字跡雖已黯淡，但仍一一可辨。
接著回頭看對門10號，門框上也有一副對子：
退一步風平浪靜；
讓一分海闊天空。幾乎每個院子的門上都有對聯，內容皆是防盜和鄰里關係，諸如“生人之中有小偷”、“和為貴、忍為先”之類。11號的門樓上，除了寫有“生人進院要盤問，目送生人出大門”外，還釘了塊小木板，上面用毛筆抄錄一份“相鄰公約責任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