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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立有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的標誌，名稱是“楊椒山祠”。旁邊是居民委員會貼出的標語：“搞好愛國衛生運動，把首都建設成優美清潔的城市！”一個孩子站在風中傻傻地吸著鼻涕。當年松筠庵，南北長七十五米，東西寬三十六米，佔地約二千七百平方米，前後三進。其中各種建築、住房和花園佔去大部分面積。清人昭漣《嘯亭雜錄》稱之“地甚湫隘……想見當日（楊繼盛）清貧之狀”。這為我們瞭解明清兩朝“司局級官員”的居住狀況提供了參考依據。 歷史考據有時缺乏直接的材料，但從零碎的記錄中，往往也能找到有用的旁證。以“清貧廉正”著稱的楊繼盛，居住如此規模的宅院仍被清人認作“湫隘”，尚書、侍郎級大員的府邸又該是怎樣的規格？四合院是一種舒坦恬適的平面式建築，規模從小型到大型，變化繁多。
魯迅1924年在阜成門內宮門口西三條衚衕購下的寓所屬於典型的小四合院，僅有一進，佔地面積五百平方米。他當時的社會地位，是###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長、僉事和幾所大學的兼職講師。可見當年有一定社會地位人士的住宅，都大大超出今人的想象。進而聯想，明代官任四川布政司的潘允恩，在遠不如後來發達的江南縣城上海築豫園以愉老父頤養天年，恐怕並不顯得有什麼大不了。如同一輛老牛負載的重車，四百多年光陰“嘎吱嘎吱”地碾過了崎嶇坎坷的溝壑。到了如今，除了研究明史的學者，絕大多數人早已忘記楊繼盛是誰了。真正使松筠庵這個名字得以延傳的，卻是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後，康有為大肆鼓吹的“公車上書”事件。說來慚愧，儘管我在大學時主修中國近代史，但因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軍事史，對於“公車上書”的瞭解僅限於教科書。1988年底，我正是抱著尋找戊戌變法舊址的心願，來松筠庵訪古的。此後我曾寫過《戊戌變法遺址尋訪》的散文，作為我撰寫“京華勝蹟”專欄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於上海《解放日報》。在我的心目中，松筠庵是孕育了明清兩代愛國志士的一方聖土。後來，讀了一些史料，才猛然發現“公車上書”的真相，與教科書上所講，完全不是一回事兒。也喚起我對康有為的另一種看法。 關於“公車上書”，通常學術界採用康有為所撰《康南海自編年譜》中的說法：
莫談時事逞英雄（2）
三月二十一日（按，即4月15日）電到北京，吾先知訊息，即令卓如（梁啟超）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湖南人和之，……各直省莫不發憤，連日並遞，章滿（都）察院。……時以士氣可用，乃合十八省舉人於松筠庵會議，與名者千二百餘人，以一晝二夜草萬言書，請拒和、遷都、變法三者，……遍傳都下，士氣憤湧，聯軌察院前裡許，至四月八日（按，即5月2日）投遞，則察院以既已用寶，無法挽回，卻不收。依據康說，各種通行的歷史著作和辭書將“公車上書”演繹成這樣的過程：康有為獲悉了《馬關條約》的訊息後，邀約一千二百餘舉人至松筠庵###，商定聯名上書。與會者在康有為起草的萬言書上籤了名。５月２日，各省舉人排著裡許長的隊伍，向都察院呈遞，都察院藉口皇帝已在和約上蓋璽而拒絕接收。但上書打破了清政府“士人不許干政”的禁令，提出了資產階級維新改良的綱領，在全國迅速流傳。其實，康有為的說法大可懷疑。 揆諸檔案，最早反對簽約的，不是舉人，而是大批現職官員。外省官員以封疆大吏為主，早在4月14日，署臺灣巡撫唐景崧即給清政府發電： “和議給予土地不可行。”
16日，欽差大臣劉坤一獲悉和議將成，除賠款外，還要割讓遼東、臺灣的訊息，馬上電奏反對。然後，山東巡撫李秉衡、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河南巡撫劉樹堂、湖北巡撫譚繼洵、署理臺灣巡撫唐景崧、江西巡撫德馨、廣西巡撫張桂聯、福州將軍慶裕、福建巡撫邊寶泉、陝甘總督楊昌、陝西巡撫鹿傳霖、署理山西巡撫胡聘之、廣東巡撫馬丕瑤、盛京將軍裕祿、吉林將軍長順、署理吉林將軍恩澤、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等大員都紛紛上奏。封疆大吏電奏反對者超過總數之半。另據不完全統計，京官中，反對簽約的宗室貴胄及二品以上京官有十餘人；二品以下有奏事權的官員有五十餘人次；翰林院、總理衙門、國子監、內閣、六部官員皆有大規模的聯名上書，簽名者達到六百多人次。顯然，各級官員才是反對馬關議和的最有影響的主體。在官員們上奏的影響下，剛參加完會試，正在等待發榜訊息的各地舉人，也基於愛國熱情，上書反對簽約。按照清制，舉人不能直接上奏，只能寫成公呈由都察院代奏。自４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