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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導者，必定能夠增加不少價值。我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智慧以及清晰的思路這樣的特性使得一個人能夠站在領導的大門前。如果沒有這些基本的能力，要想登堂入室根本就是痴心妄想。然而，僅僅智慧本身並不足以成就一位領導者。領導者在實現自己的理想時還必須鼓舞人心、指引方向、賦予靈感、傾聽意見、遊說勸服——而最重要的還是創造和諧共鳴。正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鄭重提到的那樣：“我們應當注意，不要把智力當成我們的神明。當然，智慧擁有巨大的力量，但卻沒有個性。它不能領導我們，它只能為人類服務。”
對智慧和情緒做出反應的神經系統是互相分離的，但它們之間有著親密交織的聯絡。溝通聯絡思想和感情的這種頭腦回路提供了原始領導的神經基礎。並且，儘管商業文化經常強調控制情感的智慧所具有的巨大價值，但在一種非常實際的意義上，我們的情感比我們的智力具有更加強大的力量。在緊急情況下，我們的情感中心——邊緣性大腦系統——對大腦的其餘部分發號施令。
對於情感的這種特殊的潛能，有很好的理由作為解釋。對於生存來說情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正是透過這種方式，大腦警告我們，一些緊急的事情正在發生，並且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立即反應的行動方案——戰鬥、逃跑、嚇得不能動彈。當我們感到威脅或者受到壓力的時候，邊緣性大腦就發展演變成了思考性大腦，並且不斷從邊緣性大腦那裡接收指令。這些具有強大驅策力的情感的觸發點乃是扁桃體（amygdala），這個邊緣性的大腦結構不斷地掃描、監測著我們身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甚至包括對於緊急情況的預警。當我們用“雷達”掃描情感方面的緊急情況時，如果它感覺到了一個威脅存在，扁桃體就可以對大腦的其餘部分發號施令，包括新（大腦）皮質（neocortex）中的理性中心（rational centers），從而立刻採取行動。
在過去長達1億年的進化過程中，這種安排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相當有效。恐懼指引著早期的哺乳動物逃避狩獵者帶來的真正的危險，而憤怒則會促使一位母親奮起反抗，保護自己年幼的孩子。諸如妒忌、驕傲、藐視以及親切之類的社會情感在靈長類動物集體的家庭政治之中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在當今世界的組織生活之中它們所扮演的角色一樣。
雖然情感指引著人類成功地經歷了進化過程的考驗，生存了下來，但領導所面臨的神經學難題直到大約10000年前才出現。在今天高度發達的文明之中，我們面對著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比方說，感覺某人對我們不公平），運用著我們那個為了解決具體的緊急情況而設計的大腦。因此，我們能夠發現自己遭到了感情上的“打劫”——被焦慮或者憤怒所盪滌，這些情感更加適合用來對付來自身體方面的威脅，而不是辦公室政治這種敏感的問題。（這小子以為自己是誰呢！我氣得發瘋，恨不得把他痛扁一頓！）
第2章 激發共鳴的領導（5）
所幸的是，這樣的情感衝動跟隨在擴散的迴路之後，這條迴路從扁桃體通往額前區域（prefrontal area）。額前區域就位於前額的後方，是大腦的執行中心。額前區域接收並且分析來自大腦各個部分的資訊，然後做出決定應該如何採取行動。額前區域可以禁止一個情感衝動，並且以此確保我們的反應更加富有效率。（記住，他正在對你進行年度考評——只需放鬆一些，看他還會說些什麼，而不要著急地做那些可能令你後悔的事情。）如果沒有那樣的禁止，結果很可能變成情緒上的一次劫難，而這種情況下扁桃體所產生的衝動將被付諸行動。當額前區域的迴路未能履行自己在檢測、監控這些情感衝動方面所擔負的使命時，這種失控的現象就可能發生。
情感中心和額前區域的神經細胞之間的對話活動構造起了一條神經的超級高速公路，以幫助協調思想和感情。對於領導而言至關重要的情感智慧方面的能力，事實上卻懸於這種額前一邊緣性迴路（prefrontal�limbic circuitry）的順暢平滑的執行之上。對於額前一邊緣性迴路受到破壞的神經科病人的研究證實，他們的認知能力可能並沒有受到傷害，然而他們的情感智慧方面的能力卻是殘缺的。神經學方面的這個事實明確地將情感智慧方面的能力與單純的認知能力分離開來，像智力、專業技術知識或者商業專長這樣的認知能力是單純由新（大腦）皮質的神經細胞掌控的。
因此，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能夠激發共鳴的領導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