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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位、出格，漢代的富翁呢？別說，還真有位出格的。
班固在他的《漢書》中記述了幾位特立獨行、行為偏激的人物，這位富豪就是其中之一，名叫楊王孫。
楊王孫學的是道家黃老養生之術，他看到《莊子》裡寫莊子將死，弟子想厚葬他，遭到莊子反對，於是在臨終之前，遺命“裸葬”。楊王孫的理由是，既然形骸保留不住，遲早與土壤歸一，又何必老是用厚葬的方法努力延遲，不讓它速朽呢？又何必讓形骸長久做客於外呢？形骸與泥土隔開，不能返真歸土，他要“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
誰的爹發出這種言論，做兒子的都犯難。
老楊的這種牛逼言論使他兒子陷入“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的兩難之境。於是，他兒子趕緊去請父親的好友祁侯出面勸解。沒想到楊王孫對祁侯說的“厚葬是古代聖人留下的制度”那套話根本不聽，他反駁說“厚葬有什麼好的？俗人互相攀比，花費很多錢財，才把屍體埋到地下，甚至今天下葬，明天便被人挖走，這和暴屍野外，有什麼區別？”
最後，大傢伙都被楊王孫的臨終真情告白說服了，“遂裸葬。”
面對老楊的出位表演，漢代次席評論人班固表示了讚賞：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晉代名流王羲之也表達了支援的觀點，“常依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於他”，表示“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東晉第一詩人陶淵明則作詩號召：“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進一步說：“楊王孫那樣做，目的是在教訓兒女節儉。”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則站到了反方席位上，“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冠之傳酋，不其穢歟？”要是不能惹出爭論、不能招來抨擊，那還算什麼個性啊，呵呵。
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
總體看來，在“文景之治”低稅率的財政政策刺激下，大量的富豪湧現出來，在上文榜中所介紹的漢代富豪中，已經掛一漏萬的點染了這個時代的氛圍，按照史書的記載，在文景之治的幸福時光裡，大大小小的富豪非常之多，整個社會中，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大者傾郡、中者傾縣、小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全國級別的富豪、省級別的富豪、市級別的富豪、鄉級別的富豪太多太多了。
這些大量湧現的富豪，已經成為了當時社會上的一個極大的關注點，司馬遷對這些富豪經營手法的評價是：“而富者必以奇勝。富無經業，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
整體來看，司馬公對這些富豪的評論還是很中肯的，承認這些先富起來的人之所以能夠積累其一定的財富，還是憑藉了個人的致富能力，對他們的這種致富能力，社會輿論也給與了承認。但隨著財富積累達到了一定量級後，奢華無度、豪徒兼併等等一些問題也開始出現。
如何讓富起來的社會走向和諧、共同富裕；如何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和整個社會同步；如何讓先富起來的人和國家意志、國家力量相統一；如何讓具有財富力量的人，在全國一盤棋中合適運作；如何保障社會整體的利益，漸漸成為了以漢武帝為首的新一屆漢政府考慮的問題。
在國家有財政需要時，如何讓富裕的人士參與其中、貢獻力量；在國家需要全社會動員的時候，如何讓每一個社會個體都適當的發揮作用，而不至於增加負擔，漢武帝劉徹用他的大作為、大行動作出瞭解答。
只可惜，這份答卷太沉重，全國半數以上的中產人家在漢武帝的大宏圖中破產，在漢武帝的大經濟改革中，全國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世界經濟上最嚴酷的一場經濟變革，即將在文景之治的陶醉時光後，兇悍登場，也就是在這場變革之後，中華帝國的經濟管理大權進入了一個新的管理架構之中，在新的架構下，行政權力與經濟行為被徹底混淆、官與商的鴻溝被變相焊接在了一起、公與私界限在含混中曖昧起來、國有與民營性質成為了權力下的蛋……這場變革影響無比深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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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百年恐怖片
漢武帝四面征伐，花費巨大，那為什麼漢武帝之後，其他漢帝已經不那樣頻繁動兵了，他們統治時期的帝國軍費開支照理說已經該大幅回落了，可為什麼鹽鐵專賣制度還是停止不了呢？這樣巨大的財政收入都幹嗎用了？
說起來，比較悲哀，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一直受到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從文字記錄以後，天天都是胡人入侵，雖然中國人自己吹自己武功卓絕、開疆拓土、雄霸四方，一會秦始皇打的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