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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年（1914年），德與英、法在歐洲交火，中國宣佈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國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遠東的租借地青島，與英國人連手出兵山東，向青島的德軍宣戰。德國無暇東顧，日本如願戰勝。但日本人卻在我的家鄉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賴著不走。袁命人與日本人交涉從山東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個極不平等的《覺書》（外交檔案），有五號（項）共二十一條款，故時稱“二十一條”。無恥的日本人瞅準了時機：英、法、德、意、奧、比和美國這些有實力的世界強國正忙於在遙遠的歐洲大戰，一時誰也顧不上東方，而虛弱的中國自身又定然打不過日本，所以，他們乘虛而入。
曹汝霖時任中國政府外交部次長（副部長），因參加此項條約的談判而一生都被“親日派”和“賣國賊”的惡諡死死壓著，“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學生們火燒趙家樓，燒的就是他的家。該“賊”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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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洹猶覺淺（15）
他生前在美國發表的《我與廿一條》是這樣記述的：（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請見總統。總統以為回任之儀式訪問，令我同見。豈知日使寒暄後，即說：“本國政府為謀兩國永久親善和平起見，擬有《覺書》一通，希望總統重視兩國關係之切，速令裁決施行。”
本應向外交部遞交的文書，卻要當面交給駐在國總統，且敢令其“速令裁決施行”，可見日本人對我國之蔑視。對這等如此無禮之倭國使節，袁世凱早就在朝鮮見過，所以，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不軟不硬地頂了回去——總統答言：“中日兩國親善，為我之夙望，但關於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當交曹次長帶回外部，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言已即將日使覺書向桌上一擱，並未展閱。……
翌晨，總統即召集外長孫寶琦、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及餘（曹自稱）四人到府（總統府）。總統說：“日本這次提出的覺書，意義很深，他們趁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見我國是已定，隱懷疑忌，故提此覺書，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覺書第五項，竟以朝鮮視我國，萬萬不可商議。”日本人提出的“覺書”到底都有哪些條件呢？曹氏雲：揣日本所提廿一條，包羅永珍，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閩、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都。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國。難怪袁世凱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覺書》上批註：荒唐荒唐！
實堪痛恨！遵照大總統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長與日本公使等舉行談判，從冬談到春，前後三十多次會議，談判殊為艱難。曹氏的回憶文章中屢屢出現這類記載：“彼此辯論很久，直至散會，沒有解決”，“會議多次，各執一辭，終未獲解決”，“爭到舌敝唇焦”，“遂於不歡中散會”，等等。
然而，從來弱國無外交。至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後通牒，要中方必須於兩日內接受除第五項條款之外的其餘幾條，“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覆，則帝國政府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已經在山東、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軍艦遊弋，關東宣佈戒嚴，日僑準備撤退，戰爭迫在眉睫！
高壓之下，袁世凱召集副總統以下的政府要人開會。老袁問段祺瑞：“中日交戰，有無把握？”性情剛烈的段將軍，此番卻只能實事求是地稟報：“三日即亡。”其餘各位皆默不作聲。外交總長陸徵祥遲到，因為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NewellJordan）方才找他，要他務必傳話給袁大總統，以他在中國四十年、與袁三十年的交情，特來勸中國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陸總長說，這位當年掩護過康有為成功逃離京城的英國老外交官甚至聲淚俱下，要中國忍氣吞聲待十年後再與日本一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凱流淚了，他只能銜恨宣佈：（日本人）現在即已撤回（第五項）。議決各條，雖有損利益，尚不是亡國條件。只望大家記住此次承認是屈於最後通牒，認為奇恥大辱，從此各盡各職，力圖自強，此後或可有為，如朱使（朱爾典）所言。若事過輒忘，不事振作，朝鮮殷鑑不遠。我固責無旁貸，諸君亦與有責也。這番痛切的表示，讓我看到了一個比較更符合歷史真實的袁世凱。
老袁能不大感恥辱？從青年時代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