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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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它所作的研究不為時問所限，但在基礎研究領域的投資，卻是微軟回報率最高的。

比爾·蓋茨的長期左右手之一，微軟首席研究及戰略官克瑞格·蒙迪（CraigMundie）曾在接受採訪時說，“歷史上有很多次，因為新的趨勢誕生並流行，外界就試圖宣判微軟的死刑，但微軟總能夠對這些新科技作出反應，並能在長期取勝，是基礎研究的實力讓我們獲得了減震、參與競爭、應對市場各種事件的能力。”研究院成了微軟的另一面“金字招牌”，成了研究者的“夢工廠”。這裡彙集了全世界最非凡的大腦，有圖靈獎得主、菲爾茲獎得主、沃爾夫獎得主等大師級人物，也有電腦科學、物理學、數學領域的頂尖級專家。

回到中國，我能否複製一個“雷德蒙的奇蹟”呢？

1998年夏，我開始著手準備回中國成立研究院。我需要說服一些人跟我一起去開創新天地，可是，什麼人會願意跟我去中國呢？我知道，這幾乎是一個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務）。好幾次，聽說我要在中國做一個“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很多人會毫不留情地顯露出“赤裸裸”的不屑，“在中國隨便拉幾個人，只不過是微軟的小玩具。”他們說。一些好心人勸我打消回國的念頭。“別回去了！這件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中國哪能找到那麼多高水平的博士啊！你得手把手地教他們，到時候你就知道有多累了！”身邊的人都覺得我瘋了，如同堂吉訶德，滿懷理想，卻註定要失敗。可越是這樣，創造奇蹟的渴望就越強烈。我開始不停地往微軟總部跑，打聽哪些人有回國的意願。在雷德蒙研究院，40　歲以下的研究員中，華人差不多佔了10％，在矽谷，這個比例會更高，大概有20％。那段時間，我一回家就給他們發郵件——“我將在中國開創一個新的研究院，那裡將成為與雷德蒙研究院、劍橋研究院一樣偉大的研究院，是一個適宜進行腦力激盪的地方！如果你願意，可以帶領一些來自中國的博士，開創一項新的事業。我相信，這樣的開創性的工作將帶給我們更多的激情和成就。”

發出郵件後，我開始馬不停蹄地約見十多位華裔工程師，跟他們談在中國開創研究院的計劃。讓我哭笑不得的是，一開始，他們的創業激情似乎都被點燃了，興致高昂地暢談研究院的前景，可一談到回國生活和工作，他們就全都開始遲疑了。“開復，你的想法很好，可是我太太和小孩已經習慣美國了，要讓他們改變，我估計不太可能。”“我賺的錢已經夠多了，真的不夠hungry（飢餓）去做這件事情！”

“搬家太麻煩了，現在的生活挺好的。”“讓我去，我覺得機會成本太大，再說，大陸還是太髒亂了啊。”

每次被拒絕、被打擊的時候，我都會告訴自己，我是對的，並給自己打氣——只要找到5　個一流的資深研究員，我們就一定可以打造出亞洲最好、世界知名的研究院。

退一步說，就算沒有一個資深研究員跟我回去，我也可以做一箇中國最好的外企研究院。中國學生那麼聰明，我們一步一步來總能行的。先做中國第一，再做亞洲第一，兩三年做不成，我就做l0年。l0年後，無論如何都會讓所有人刮目相看的。

最重要的是，這是父親的遺願：把尖端科技引入中國，為中國和中國人做點事情！

所以，在一片否定聲中，我繼續尋找志同道合的人。終於有一天，我找到了微軟的軟體測試經理陳宏剛以及資深軟體工程師凌小寧，他們雖然不是世界知名的研究員，但確實是我真正需要的人才。

陳宏剛當時大約37　歲，長得虎頭虎腦，留著整整齊齊的劉海，架著……90　黑邊眼鏡，說起話來激情洋溢、手舞足蹈，還帶著濃重的四川15音。陳宏剛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後來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完成博士學業。當時是微軟的軟體測試經理。

而凌小寧的經歷很傳奇。他生於50　年代，1967年跟著紅衛兵在全國串聯，回到北京，他發現自己對科學有著強烈的興趣，就把所有零花錢都花在科研上，自己做天平，做各種各樣的火藥。後來，凌小寧被分配到一個軋鋼廠工作，每天只是重複一個動作，把沉重的鋼條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但他乾得很開心，因為這能讓他每個月掙到l8元。他把所有的工資用來買電晶體，做半導體收音機，也從此迷上了計算機，考入了北大。經過一段求學之路，在40　歲那年，他終於成為了微軟的軟體工程師。

看到凌小寧的人，都會覺得他是一個邏輯縝密的儒雅學者，一個寡言少語的